黄燎原口述：三重人格，一种文化精神

采访嘉宾：黄燎原，北京现在画廊创始人
采访时间：2016年9月5日下午2点
采访地点：北京望京小区
 
“1999年，我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九十年代，我认为在中国文化圈有三个象征，一个是王朔的小说，一个是崔健的摇滚乐，还有一个就是方力钧的光头。”——黄燎原
 
小时候，我是在诗歌圈儿里长大的，诗歌圈儿、戏剧圈儿、摇滚乐互相之间都有点儿联系。艺术圈里我最早认识的是王劲松，后来才认识方力钧。我印象里是1992年，那时候我还在《桥杂志》做编辑，方力钧和刘炜在万寿寺举办展览，我去了现场。第一次看方力钧的展览，当时看完后觉得特别好，因为他画的那几幅光头作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包括我们媒体报道的那些东西不太一样，当时就觉得中国人还可以这样画画，挺感动也挺激动的。

我们俩真正有深交是1998年，我从《桥杂志》到《音乐生活报》，那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固定活动，那几年，方力钧组织我、杨少斌、岳敏君每年都去杭州炒茶，说是炒茶，其实就是去那儿玩。我记得第一年去杭州特别逗，那天方力钧在杭州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要不要来杭州吃个饭？”我当时觉得这想法挺疯狂的，但我想都没想就说“成啊！”然后就买了一张机票，当天就飞到杭州跟他们汇合。那时候，我正在追李虹。有一天，我去上海找李虹，我跟方力钧和几个朋友说“我请你们去上海看个电影吧，我来报销机票，” 然后，他们一帮人就飞去上海，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孟京辉，张元，等他们到了上海才发现原来我是去追一个上海女孩儿，他们就没让我报销机票，我们一帮人在上海混了几天，又一起跑到杭州去玩。

有两、三年时间，我们都会一起去杭州玩，就是在一起吃吃饭、打打牌，还去中国美院找张培力，他会带我们去吃各种杭州小吃，那时候基本上是杨少斌和岳敏君睡一个房间，我跟方力钧睡一个房间。给你讲一个小细节，方力钧睡觉特好玩儿，他从来都是趴着睡，身体弓起来，屁股撅起来。而且我们一帮人，在一起都抽烟，就他从来不抽烟。

后来，我在做摇滚乐，大家又都忙各自的事儿，所以我和方力钧来往得相对就少了一些。有一次，我们俩在湖南卫视做了一个节目，我说“这几年我们疏离来往了，但其实我还是一直都挺想念你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在一起玩儿”。我当时说得很动情，都有点流眼泪了。我做这么多电视访谈节目，只有两次流过眼泪，一次是跟曾子墨做一个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节目，还有一次就是跟方力钧做湖南卫视的节目。有时候，方力钧即使感动也不会表达出来，但他永远会在背后说别人好。

关于那几年我所参与的一些艺术活动，还有跟一些艺术家的交往，我当时写了一个很详细、很长的文章，大约有两三万字左右。后来朱其跟我要这个文章，我就给他了，结果被他弄丢了，因为我是手写的，没有备份，现在想想还挺可惜的。

1999年，我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化圈有三个象征，一个是王朔的小说，一个是崔健的摇滚乐，还有一个就是方力钧的光头。那时候，我帮《南方周末》开了一个艺术版，记得有一期的头版有一张方力钧作品的照片和预告，那期艺术版有他作品的介绍。当年《南方周末》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纸媒，那个年代特别好，当代艺术跟摇滚乐一样都是特别先锋的东西。

那两年和方力钧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也没什么钱，跟方力钧在一起玩，我也没花过什么钱，基本上都是他来承担我的各种费用。我很感恩方力钧，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作品很好，当时我想做一个画廊展出他的作品。1999年，有一个人愿意给我投资100万做一个画廊，我就跟方力钧说了这个事儿，他当时劝我别做，因为那时候艺术品没什么市场，做了以后艺术家的作品也没多少人买，会很快把朋友投资的100万用光，这样朋友也没法做了，艺术家的事业也不见得能好得了。后来，张锐又来找我做画廊，我又跟方力钧说了这个事儿，这次他说你可以试试。做画廊这个事儿我都听了方力钧的意见，所以他是对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在事业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事业的转折点上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张锐，一个就是方力钧。

我跟方力钧的关系特别好，因为我们俩太熟了，所以我又很少对他开口。我一直认为方力钧是我的恩人。2008年，我带着他的作品代表“北京现在画廊”参加瑞士的巴塞尔博览会，当时我是中国第一个本土画廊进入巴塞尔博览会的。那时候方力钧一直在跟“亚历山大”合作，后来可能是因为他要把作品给我，所以他们之间有点不愉快，我知道后也挺不好意思。后来我听别人说，方力钧跟“亚历山大”讲“我认识黄燎原的时候，还没有你呢。”那时候市场也不好，方力钧能够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画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这事儿我觉得挺对不起方力钧的。后来他给我的那幅作品被我的家人收藏了，后来我也陆续帮别人买过一些方力钧的作品。至今我还保留了一件方力钧彩色光头的那个作品。2000年，我收藏过一件他转型时期画的小昆虫，是在拍卖行买的，买下来是13万，那时候13万也不便宜。

现在，我美国的家里摆了一个方力钧给我做的头像雕塑。方力钧问我“你要3万块美金还是要一个头啊？”我说“我肯定要头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管它现在是值30万还是值3000万，我都不会卖掉。他给身边的这帮朋友做了一批头像雕塑作品，我觉得特别好。当时他给我说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很牛。他说他会在每个头像雕塑下面添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描述这个人都做了些什么，朋友一直做，他就一直添，一直添到他去世或者朋友去世。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永远在继续着，他不仅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了他所做的这批朋友们的生命。

我眼中的方力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豪气，对朋友真是侠义，你根本挑不出来任何毛病。别看他和朋友在一起整天“嬉笑怒骂”，他想问题又是一个心思极其缜密的人，包括后来他跟我讲过在90年代，他给自己规划的路，他的策略等等，所以他又是一个很有谋略、格局很大的人。我们都喜欢那种聚啸山林，呼朋引类的感觉，但我觉得他比我更豪气、更放得开一些。

1990年到2000年初，我们俩应该算是形影不离，那段时间，方力钧有什么活动几乎都会叫上我，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也挺好，吃饭喝酒我也不用花钱，大家又聊得很尽兴，特别开心。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方力钧的妩媚，他翘起的兰花指，有时候说话还老梗着脖子，其实我也爱这样，我从小这脖子就老这么转个不停。我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喜欢朋友，都属于挺豪气的那种人，而且我们俩也都是精力充沛的人。别人说我身上有很阴柔的地方，其实方力钧身上也有，但他的阴柔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跟他天天在一起，你就能够体会到他的这种阴柔。他特别会关心人，他关心到你的时候，表面上让你觉得他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实际上他关照到了每一个细节。有一回，我们一起去大理玩，我当时觉得大理的那种棉布衣服挺好看，就准备买。方力钧说“别买了，我给你定制一身。”他带我去工厂量尺寸，后来给我订了20多件衣服和裤子，有各种颜色和样式，这些衣服我到现在都留着。

那几年，我们在一起玩的趣事很多，方力钧爱给别人讲关于我在大理玩的故事，有一次，我掉进水里，记得是2000年，我带唐朝乐队在楚雄参加音乐节，演完以后，我就带着他们去了叶永青的艺术会所。方力钧也在大理，我后来又带着唐朝的贝斯手去大理找方力钧玩。那天晚上黑灯瞎火，我们喝完酒以后，方力钧给我们安排住处，一帮人一起进了一个院子，我们都有说有笑地走着，突然他们发现我不见了，这时候有个声音说黄燎原好像掉进水里了。大伙儿一回头，我已经在水池子里泡着了。那个池子跟地面是平的，我也没注意就自己走到水里去了，我还不会游泳，还好抱着两个大枕头把我给浮起来了。

现在回忆起那个年代，好像我什么事儿都跟方力钧有关，那时候，他还一直想培养我玩古董，因为他当时就开始迷上古董了，所以特别希望我能跟他一块玩古董。他当时送了我4个小雕塑，说“这4个小雕塑也不是什么特值钱的东西，但还是有一些年代了，有两个真的两个假的，你自己去辨别。”后来我为了这个还去买了一大堆关于古玩的书，但看完以后实在对古董没什么兴趣。

方力钧为人特别慷慨，他经常帮助周围的一些朋友，这是一个本性的东西。他是一个影响我一生的人，我能够做到今天，要特别感恩于他，他对于我来说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朋友的界限。其实我跟方力钧老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都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孩子，他永远像个长者一样关心我，那种感情特别美好。其实在那个年代，我啥也不是，啥也没有。2003年非典的时候，方力钧给我打来电话，说“走吧，咱们到南方玩一阵子”。我当时没跟他一起去，因为我想记录一下北京这个城市。当时虽然没跟他走，但还是很感动，因为在非典时期，作为朋友他还是能想着我。

我写过很多关于方力钧的文章，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甚至三重人格的艺术家。我对他的解读是一个直观的解读。词语芬芳里带着一种香气，一种身体的气息。因为我对他的感受不仅是透过理论，完全是一种亲身的感受，一种最亲密的感受。有时候，我可能会用山去比喻水，我觉得这样更有意思。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可能不需要我这种解读，但我觉得学术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应该容许更多元化的东西存在。实际上，我给方力钧的历史定位不是美术史上的定位，而是一种文化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定位其实更好、更有意思、更有份量、更有价值。

今天，你来采访我讲述方力钧，我突然觉得他又回到我身边了，他的形象一切都历历在目。有时候，我跟一些外国人聊天，他们问我“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家有哪些？”每次我一定会提到方力钧，在这个问题上，方力钧一定是绕不开的代表人物，无论他现在的市场好或不好，都不重要。摘自《方力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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