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去年出版《四合如意》到今年的新版《哀眠》，张怡微逐渐构建出一个与当代生活对话的小说世界。在她的笔下，社交媒体下的人情关系、二次元人群的生存方式、晚年处境、婚姻思索、移民命运乃至最细微的友谊终结，都拥有了崭新的面向与轮廓。
从MSN、博客、人人网到微博、微信、B站、抖音，社交媒体的衰落与兴起，亦记录着青年世代的心灵与情感变迁。旧有的社交形式在消亡，新的社交形式层出不穷，或早或晚，青年世代都需要从虚拟的世界中走出来，开始学习生计，承接生活的重量，诚实地面对欲望，难免问问自己，为何幸福难求?此消彼长的外部世界，映射着心灵的景象，与欲望、孤独、爱的厮磨与缠斗。《哀眠》是张怡微的传奇，亦是当代的传奇。
2023年11月4日(周六) 15点，《哀眠》新书发布会将在北京SKP-S二楼RDV书店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作家文珍将和作者张怡微共同探讨当下哀乐青年的行路与归处，欢迎参加!
十年《哀眠》的螺狮道场
张怡微
《哀眠》是我2013年获得“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的作品，对当时年纪的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也令我获得了新的出版机会。可惜事情没有想象的顺利，在与一家出版公司沟通失败解约之后，2015年印刻版《哀眠》仅出版一年就因故终止合作，留下许多遗憾。福祸相依，学到了教训，我也因此开始更注重契约的条款，认认真真对待自己的合约。
2014年时，小说更名为《哑然记》于《收获》杂志青年专号发表，2016年收入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樱桃青衣》中。到今年，也有近十年的历程。《樱桃青衣》这本书，是我较为低谷期的创作，也经由这种特殊的孤独体验，我摆脱了《细民盛宴》时期较为沉溺、抒情的写作风格。慢慢地从世俗生活的窄径，走出了创造的天地。
有些读者很喜欢《樱桃青衣》，他们在播客和其他年轻人聚集的平台讨论这本书里的小说，让我很感动。尤其是《度桥》《蕉鹿记》等作品，被提到的比较多。当时我期待能在这个智能手机的时代，透过“表情包”、“弹幕”等等青年文化的表象，重新探讨家庭的意义。所以我写了不少有瑕疵的家庭组合，例如《过房》写过继、《樱桃青衣》写离散、《故人》写失独等等。这种尝试并不是很成熟，甚至快要跟不上这个“多元成家”、“友情婚”、“人造子宫”在技术上可能实现的新时代。不过，文学的任务还是我的乐趣所在。
《蕉鹿记》创作于2016年，原名为《涟漪》，开始投稿给《收获》，不过没有录用，后来在2017年1月《印刻文学生活志》发表。5月，以《蕉鹿记》的名字发表于《山花》，很感谢李晁编辑，他也是我大学时期就认识的文学友人。“蕉鹿”的题目取自《列子·周穆王》中的寓言：“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篇6000字短篇对我的意义。直到今年，作家张悦然介绍上海演员王传君给我。王传君表示，他很喜欢《蕉鹿记》这篇小说，想改成电影。这对我是很大的意外。王传君多次说起自己失去母亲的痛苦，他在我的小说里看到了相似的心情。他还问我，“你爸爸是不是不在了?”我哑然失笑，很不好意思说，“都在的。我父亲和继父都生活得不错。”他大叹一声：“我被骗了”，让我很羞愧。
作为补偿，我对王传君说起这个故事创作的开端。原型是一位只见过2、3次的朋友给我讲的故事，说他的父亲居然想见初恋对象，但两个老年人重逢需要小孩陪伴。于是，他带着父亲，那位女士带着女儿，他们四个人做了一次环岛旅行。这位讲故事的朋友，后来我就没再见过了，但我被这个尴尬的人物关系深深吸引，当时我对别致的重组家庭很感兴趣，我觉得是个可以写成故事的材料。正因为与讲故事的人并不相熟，虚构就能变得比较自由，也不会伤害别人。不过，命运还是给我开了不小的玩笑。在与制片人交流版权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新闻，那位讲“蕉鹿记”原型故事的人陷入了女性运动风波。他被许多女性指出曾有骚扰的行为，时间段刚好在我们认识的时期。他也郑重其事地写长文道歉。令人意外的是，在那些不认识的女士写作的回忆文章中，我其实看到了相似的场景，如何开启话题，话题的内容，雷同的故事……故而我猜想，“蕉鹿记”故事原型并不一定是真的。那个人只是知道这可能会是个吸引年轻女生的话题。当时的我对故事本身很感兴趣，又因为害怕被现实素材干扰，听完之后，有意与他保持距离，最终完成了小说创作。这就是《蕉鹿记》的由来。结局真是出人意料地惨淡。也许它的真实原型就是虚幻的，是一种话术。时隔七八年后，我才恍然大悟，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也被骗了。王传君说被我骗了，我也被人骗了，连环套连环，这倒是很“蕉鹿梦”，我稀里糊涂逃过一劫，却留下了些什么，在自己的心里、读者的心里。
《哀眠》作为小说选，新增了今年发表的三篇短篇小说：《伊丽莎白》《免疫风暴》《宿鸟记》，我写了终于解体的紧张友情、女性身体亲历的风暴、及港漂女性的新移民故事。我想小说主题依然是我关心的城市、离散和家庭内外女性生存境遇。这是我出版的第28本书，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实在有些不节制。好在从第一本被定义为“青春伤痛文学”的化石到如今的《哀眠》，见证了一个普通家庭出身普通资质的女孩，通过文学教育获得的创作上的进步。这似乎可以说明，写作是可以教、可以学、可以从零开始一点点笨拙摸索，形成作者在文本内外的独特的命运。
《哀眠》是我本命年的礼物，让我思考新的开始、新的写作、和新的人生。它也会有自己的传奇。
自渡渡人——张怡微论(节选)
岳雯
如果说，《细民盛宴》是对哀痛志的告别，到了小说集《樱桃青衣》，仿佛所有的眼泪已然流尽，在哀伤的尽头，张怡微的写作开出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关于这一点，她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在后记里，她说，“写作的事，由倾诉始，但倾诉是会耗尽的。倾诉欲耗尽之后，更纯粹的创造的快乐悄然滋生，心里的时间开始说话。那是与自然时间越来越不一样的宇宙，每一段眼波的投掷都是心里的名牌若隐若现，往昔则如电光，什么都不作数，什么都珠残玉碎，又摄人心魄。”这意味着，她已然不需要依靠文字渡河，而是变幻出一座又一座的城池，供长途跋涉取经寻宝的人们停留下来歇息。这个集子里的篇章，樱桃青衣，蕉叶覆鹿，都与梦有关，是在暗示文学能造出幻境，而真与幻之间，天地浩大无边。
尽管，《蕉鹿记》扑面而来的仍然是大恸，是“世界上最懂我的人没了”，但是，生者还要继续活下去，还要从烦难实苦中寻到生活的乐趣。“浅蓝色克什米尔大衣”“豆沙色的口红”依稀暗示出这一点。和许多女作家对物本身一往情深不同，张怡微始终没有表现出对于物的狂热与执迷。即使写物，她关注的仍然是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背后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世界。显然，与“我”沉溺于哀伤的情绪不同，母亲已经做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准备。我们在小说里遭遇过那么多母亲，要我说，《蕉鹿记》里的母亲仍然足够特别。丈夫的离世，似乎并没有对她的情感带来多么大的冲击。她平静、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切，显得冷静而自持、独立而强大。母亲与蒋先生的旧梦重温，是对既有伦理关系的些许偏离，却也不分外惊世骇俗，是在情理之中。然而世事无常，温情脉脉的团圆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蒋先生的离世让这一切不过是大梦一场。以葬礼开始，又以葬礼结束，仿佛是一个圆回到了原点。但是母亲变得不一样了。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以外，叙述者的态度颇值得玩味。或许她仍然会为世界的不完美、不圆满而心生遗憾，但是，“我”已经开始以坍塌之后的碎片重建人性之塔了。
《度桥》中的“我”与母亲也需要面对尴尬的生活。父亲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遽然离世，与“我”在婚姻中不期然揭开的疯狂的盖子，都是生活中永恒的尴尬。如何化解呢?张怡微特地将“我”的身份设置为研究表情包的博士后。依托他的研究领域，将网络生活中不知名的对话，作为疗愈。“两个对话者可能互相并不知情，隔着时差，也隔着时差中所不断发生的数不清的往事。这种互不知情的相遇，令我们的观看创造了全知的优越感。这很浪漫，不是吗?我们完全可以和这个局面暧昧地相处下去，而这些看不见的人和我们一起，正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这是张怡微对于新的媒介的美好想象。在她看来，新的媒介创造了一种人与人关系的新形态。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但是，来自时空深处的那一点点暖意也足够我们确认存在。所以，《度桥》的结尾有了难得的暖意。
暖意在这本集子里，像洇开的水迹，慢慢扩大、蔓延。底子还是寒凉刺骨的，这点人生的滋味就格外动人。《过房》大约就像樱桃，充满了各种难以言喻的滋味。老夏对佑琪一辈子的执守，放在浪漫小说里，就是传奇。张怡微偏要将这“传奇”放在日常生活的显影剂中，照出那些人们看不到的缝隙，照出黑黢黢的影子。固然，老夏对于三口之家的团圆，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是无望的等待、付出，也不是没有酸楚、厌倦与灰心的。只是，这酸楚太微弱了，一点点光就能四散开去，只有面对母亲和姐姐们无条件的爱时才会再度浮上心头。爱与被爱，哪能说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最终，那么寂寞的老夏在墓碑上与双亲实现了团圆。看，这就是张怡微的态度。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孤单几乎是人的本质宿命。快乐是虚假的、短暂的，又何妨大梦一场。
对于作家而言，心态、情感的变化都实实在在地会对语言产生影响。这一时期，张怡微的语言不再黏稠、潮湿、带着湿漉漉的情绪与地方性的风格。工人新村的影子渐渐消隐，现代都市感浮出水面。对人世的理解越深，她越发敛去了语言的倒刺，变得轻盈而有弹性，从容而舒缓。《樱桃青衣》仿佛是邈远处传来的哀歌，那一点点切近的人生苦味，在浅唱低吟中时而清晰，时而杳不可闻。这大约也是张怡微创作的好光景吧。在小说中，她构建一段生活，然后进行推演，由此，在小说抵达终点的同时，她也获得了某种“生活力”。
一边写小说，一边继续求学，直到她在台湾政治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她从一个学生蜕变为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学术生活训练了她的理性思考能力，其影响也映射在她最新的作品集《四合如意》中。《四合如意》被命名为“社交媒体一代的新世情小说”。就像写论文一样，她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机器与世情》，以学者的眼光为自己的创作提供主题性的命名。她从一则社会新闻出发，以电影、纪录片、话剧等其他艺术形式为视野，借助控制论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电子技术时代中，在人的身体之外延伸出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文学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打捞什么、挽救什么。我们如何感受他人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这与人的命运叙事，又将如何相互作用。”小说集对于空间的拓展，亦为张怡微所看重。在王安忆的指导下，小说的触角不再拘泥于上海与台湾这两个她有着生活经验的地方，而是延伸到海外她所不熟悉的移民生活，使得小说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面貌。尽管张怡微本人赋予了这些小说更为学术化的解释，但是，在我看来，抛开种种新科技与新媒介的外壳，《四合如意》讲的还是人如何与自己自处。在得到教职以后，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张怡微松弛了许多。学术带给她理性的眼光。正如小说集的名字所示，她的小说人物不再沉溺于生活的困境，而是借助精神世界的力量，平静温暖地和自己在一起。
《端正好》里的阿梅，带着满足感醒来。她自得其乐地赖了一会儿床，和Siri对话，又让它讲了一个笑话。独自生活的阿梅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遗憾，也没有意难平。看上一间房子，就安安稳稳地等待，用尽全部力气去争取，按部就班对待那些琐碎的事情。像阿梅这样，享受生活明亮的善意，看着看着就叫人振奋起来。《冉冉云》中的“我”是个电台主播，他可以“隔空跟自己聊天”，也跟听众阿德建立了一种不是很亲密，也不是不亲密的联系，那一刻，“我感觉到有一片云披星戴月，不辞冰雪，穿过了山野，荡过去了。”《缕缕金》里的邱言仿佛替这本集子里的人物，也替作家道出了心声：“生活趋于极简，精神上反而振作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需要赶时间去做的呢?知识结构稳定了下来，父亲母亲也稳定了下来。一个人单枪匹马度日的坏处越来越可以负担，一个人单枪匹马创造的福利也收割得越来越有条理和层次。比起应对日常生活的枯燥，探微内心的矛盾反而更为棘手。”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大约就是不害怕别人不爱，也不害怕爱吧。而他们之所以顺利地渡过那条爱的河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稳定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稳稳地托住了他们。《字字双》里的安栗一直以为她的研究与日常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然而，突然有一天，她发现两种生活的界限被打破了，她的学术不再仅仅是纸面的意义，而是渗透到她的日常生活中，微弱而持续地改变着她对生活的看法。学术帮助她理解生活，生活本身也在给她的研究提供能量。那就把生活当作可以投身其中的田野吧，像爱生活一样爱研究，像做研究一样建设精神生活。
从不平静到平静，这条路，张怡微走了十六年。经由写作，她成为一个前途远大的作家，也为自己赢得了积极而实用的生活力。这种“生活力”让她始终置身于生活之内，以文学唤醒生命感，进行自我教育，进而启悟他人。我的疑问在于，如果没有了愤怒作为燃料，她还会持续不断地写下去吗?时间会给我们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