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苏轼在湖州当知州，本来非常快活，却突然爆发了人生中最大的灾难：乌台诗案。
书接上文，继续下篇：
12
诗案
乌台诗案的引子，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埋下。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还在杭州当通判，接待了由朝廷到浙江来巡察水利的一位同僚。这位同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名叫沈括。
按当时习惯，这种接待，难免互相写诗唱和。沈括就恭维苏轼的诗写得太好了，让苏轼把近期写的诗给自己抄一份，他要回去好好学习。
苏轼很高兴地给他抄了一份。没想到沈括回去后，把抄的诗逐一划线，标注，往皇帝那里一交，说苏轼“词皆讪怼”。所谓“讪”，就是讽刺;所谓“怼”，就是怨恨。所以沈括这一招，也是挺狠的。
——北宋期间的文人关系，就是这样，平时不妨互相交往，但是涉及到政见时，又互相攻击，甚至是陷害，我们很难用黑白分明的标准，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时双方都是好人，但就是水火不容。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人品道德都无可挑剔，互相怼起来也是非常狠的。
这个特点在后面也会一再出现。虽然我们讲述苏轼的命运，必然会说到那些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人，但是大家不能就此认为，那些人就是大坏蛋。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查那些人的资料，会发现，他们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并不差。
沈括也是如此。他内心是偏向于变革的，所以对于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革派，顺手打击一下，是当时常见的操作。不过，他的这个动作当时没起到什么作用，宋神宗直接搁置不理。
到六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苏轼到湖州任职，按惯例要给皇帝写一个“谢表”。本来都是谢恩的话，但是却被人挑出毛病来。出问题的两句话是：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实话讲，这两句话里面，确实是有牢骚和讽刺意味的。尤其是第一句，说“皇帝知道我愚蠢，不能适应时代，难以跟上那些‘新进’官员的步伐”，这里一是指明了皇帝不给自己升官，二是讽刺了那些新进的官员，暗示自己不屑与他们为伍。
于是，以御史李定为首的“新进”们就借此发难，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了坐实苏轼的罪行，李定等除了指“谢表”的事以外，还找来苏轼的诗文为证，说苏轼“讪谤君上”、“指斥乘舆”，“其罪当诛”。
前面说到，苏轼在杭州期间，目睹新法的弊端和老百姓的悲苦，写了很多诗。其中有很多都是抨击新法的。
本来在以前，诗人写诗发发牢骚，也没什么，但在苏轼的时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流行，他的集子成为风靡天下的读物，这就给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坛格局上，司马光虽然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他在和王安石的政争中失败后，就回老家修《资治通鉴》去了，从此往后，整整十五年，对新法不再发一言。
而苏轼，本来就已经继承欧阳修的衣钵，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他写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是天下疯传。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已成为实实在在的言论领袖，是当时对新法影响最大的反变法派。
在六年前，变法的台前人物还是王安石，反对声浪再大，宋神宗也可以躲在后面，让王安石出来抵挡明枪暗箭，当替罪羊。但王安石罢相后，由于新任的吴充和王珪能力与声望都不够，宋神宗只能亲自主持政务。
所以元丰年间，变革就不再是“王安石变革”，而是“宋神宗变革”了。这时候还批评新政，就不是批评宰相，而是直接批评皇帝，性质就完全变了。
恰好此时，杭州的出版商又搞了一个《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其中不少诗作都涉及到新法，此书风行之下，人们每诵读一遍，就等于骂皇帝一遍。
这就是李定等人弹劾苏轼的奏折中，说他“指斥乘舆”的背景(“乘舆”代表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宋神宗此前再欣赏苏轼，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圣明天子的面子、权威，以及确保新法还能更好地推行，他无论如何都要打压苏轼的气焰。(注：此观点并非何加盐的发明，而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里面的分析，加盐觉得很有道理，在此拓展用上。感谢朱刚老师的启发。也在此特别推荐大家看一看《苏轼十讲》)
所以，六年前沈括上书，宋神宗可以不当一回事，现在就要慎重对待了。神宗下令：查!
当时，苏轼正在湖州优哉游哉，丝毫不知道灾难降临。
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带领两名台卒前往湖州，缉拿苏轼归案。
苏轼从未经历过这种阵仗，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刚开始躲在里面不敢出去，湖州通判祖无颇说：“事已至此，躲也躲不过，还是得出去”。
苏轼问：“那我该穿什么衣服呢?”他觉得自己已经是罪犯，就不能穿官服了。
祖无颇说：“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罪名，还是应该穿官服”。
苏轼于是就穿着官服出去见皇甫遵。
皇甫遵见到苏轼，一言不发，就冷冷盯着他。两名台卒面露凶恶，虎视眈眈。
苏轼惶恐地说：“我向来惹恼朝廷的地方很多，今日必是赐死，请让我和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开口说，“不至如此”。
然后叫台卒抓人。
于是，两名台卒就把苏轼绑起来，带走。后来有旁观者如此描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家人闻讯，赶紧前来追赶，哭声震天。
苏轼这会儿倒是定下神来，回头跟妻子王闰之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妻子那样，作首诗送我吗?”说得王闰之破涕而笑。
苏轼说的杨处士，是宋初的一位隐士，以会写诗闻名。宋真宗慕其名，叫人召他来，让他写诗。杨处士说我不会写诗。宋真宗问，那你来的时候，有人写诗给你送行吗?杨处士说，只有妻子写了一首，说“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想必苏轼以前给王闰之讲过这个故事，所以闰之闻言而笑。
苏轼一路被押到京城，只有长子苏迈随行。他有好几次想要投水自杀，但由于台卒看得紧，没有成功。到京后，被关在御史台审问。由于御史台有很多乌鸦，人称“乌台”，所以后来他的案子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审讯的主要方式，是把苏轼的诗集以及他与朋友们唱和的诗文全部找来，挑出其中可能涉及到批评朝政的，一句一句审问，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想而知，这种审讯，必定是非常残酷的。苏轼自己没有详述都受到哪些折磨，但是当时在他隔壁牢房因另一个案子也在受审的另一位大臣，写诗描述过自己听到的苏轼牢房的动静，说是“垢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刚开始还辩解，说我的诗没有讽刺朝政之意，后来被折磨得受不了，只好一首一首地分析，这句是讽刺青苗法、那句是讽刺盐法……
主审此案的李定，有一次在群臣等待上朝的时候，感叹说：“苏轼真是奇才”。
朝臣不知他何意，都默不作声。李定见无人理会，又自言自语地补充道：“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
虽然感叹苏轼之才，但李定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坚定的变法派，对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法派，必诛之而后快。
苏轼也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在入狱前，他就和儿子苏迈说好，你在外面打探消息，如果平安无事，每天给我送饭时，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判了死罪，就送鱼，我好有所准备。
有一次，苏迈没钱了，出城去找亲友借钱，没法给苏轼送饭，就委托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不知道他们的约定，他看苏迈以前老送肉和蔬菜，就想给苏轼换换口味，于是就送了鱼。
苏轼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老泪纵横，无比悲痛，以为必死无疑。
他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留给弟弟苏辙。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加盐试译：圣明的皇帝像天一样普照大地，万物生机盎然，只有我这个卑微的臣子，因为自己愚蠢而自取灭亡。日子还没活够呢，就因为乱说话欠下了命运的债，现在要以死来偿还，可怜家里十口人无依无靠，要连累弟弟你啦。我埋在哪里都无所谓，只是想起弟弟你一个人，未来碰到下雨的夜晚，回想起我们夜雨对床的约定，该多么伤心呀。我多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和你做兄弟，让我们再续今生未了的缘分。)
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以来，写兄弟情最为感人的一首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两句，任谁读来，都不得不为苏轼和苏辙的这种深情而感动。
等苏迈回来，苏轼才发现闹了个乌龙，自己白伤心了一场。
虽然李定他们奏折说得狠，但御史台的审理结果，还是相对公正的，说苏轼“谤讪朝政”，依律当“剥夺二官，徙二年”，但是由于当时正遇上朝廷大赦天下，所以“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徙二年的责罚可以免掉，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马上可以当庭释放。
但关键是，苏轼的命运并不是法律层面决定的，而是政治层面，就看皇帝要怎么处置他。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设法营救。弟弟苏辙自不待言，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哥哥出来。其他一向和苏轼兄弟交好的范镇、张方平等，也都向皇帝上书求情。杭州老百姓听说苏轼是因为帮他们说话而入狱，一边集体上书，一边焚香祷告，希望皇帝放了苏轼。
而变法派的宰相王珪，却还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借苏轼的一首诗，说他显然“有不臣之心”。苏轼的老友章惇直接在朝堂上就和王珪吵起来。退朝以后还气愤难平地说：“宰相你这是要灭人家族吗?”
王珪尴尬地说，“这是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直接怼王珪说：“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章惇不顾自己得罪宰相，都要为朋友说话的义举，让苏轼后来一直感动不已。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的亲家，现任左相吴充，和王安石的弟弟，时任修注官王安礼，都为苏轼说话，说如果杀了苏轼的话，神宗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不能容才”的评价。
最有分量的是退隐江陵的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说情，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王安石的话对宋神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对于志向高远，追求青史留名的宋神宗而言，他绝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杀名士”这样的恶名。
但帮宋神宗最后下定决心的，是他的祖母，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皇后，现在的太皇太后，她流着泪跟神宗说：当初仁宗皇帝说苏轼和苏辙是宰相之才，是留给后代子孙用的，不能乱杀。我现在已经病重，咱们不能再伤害天地的中和之气。
神宗说：“我们大赦天下，为您求福求寿。”
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把苏轼放了就行了。”
在以上种种因素综合之下，神宗最终决定将苏轼流放到外地。文献记录下来的对苏轼的最终处理结果为：
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中“特责”二字，表明这是皇帝的意见，不是法律判决的结果。实际上皇帝在法律判决的基础上，加重了对苏轼的惩罚，而不是如很多书上所说的，李定等一群小人要搞死苏轼，宋神宗惜才，保护了他。
而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轻重不等的惩罚。其中受牵连最重的是苏轼的老朋友，年轻时在成都就认识的王巩，因为他家里有苏轼的书信，没有及时上缴，所以直接被贬到了广西宾州，比苏轼本人的处罚还重;苏辙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当了一个市场管理员;其他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也受到罚铜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处罚。
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后世喜欢苏轼的人来说，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苏轼在被审判时，有关部门勒令所有苏东坡的诗文都要上缴，一群如狼似虎的隶卒，把他家人坐的船团团围住，搜捡一空，一家子老人小孩都被吓得半死。
后来，王闰之夫人气得把家中所存的苏轼作品，全都扔到火里烧掉了，一边烧一边骂：“让你喜欢写书，写了有什么鬼用，把我们吓成这样!”
等事情平定后，再来整理，发现苏轼原来所有的作品，百分之七八十都遗失了。
烧书的时候，苏轼还在牢里，对此一无所知。他总共待了四个多月，才得以重见天日。
死里逃生后，他赶紧喝杯酒压压惊，整个人如同还在梦中，不敢相信已经出来了。拿起笔来写诗，才发现，经过这一场磨难，胸中无数诗情，似要喷薄而出。苏轼情不自禁写下这样两句：
却对酒杯还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已如神”这三个字，从后来苏轼的文字中得到充分印证，并不是夸张。从此之后，苏轼的文学写作，确确实实进入到了“如神”的境界了。
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狱之灾，几次濒临死亡的恐惧，对苏轼毫无疑问是极其悲惨的噩梦。但是换来“试拈诗笔已如神”，却不知道，乌台诗案，究竟是祸耶，福耶?
13
黄州
黄州(现湖北黄冈)是一座极小的小城，在宋朝乃是偏无人知的小地方。罪臣的贬谪之所嘛，能是什么好地方呢。
元丰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寒地冻，43岁(按当时算法已经45岁)的苏轼，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带着前途未卜的迷茫，从开封南下，前往千里之外的黄州。
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苏轼只能自我开解：“人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人就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法选择去哪儿，只要有鱼吃，有稻谷填饱肚子，就已经足够生活了。
行到离黄州城差不多还有百里的岐亭镇时，苏轼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偶遇一位故人，十九年前在凤翔认识的，知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
在苏轼的印象中，陈慥家世殷实，他自己也是一位潇洒的公子爷，喜欢过浪荡游侠的生涯，视钱财如粪土，但此时，却在山里结庐隐居，和妻儿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苏轼大为震撼，和陈慥把酒言欢，在陈慥家住了五天，才继续前往黄州。
与陈慥的相遇，让苏轼心中大为安慰。有好友于此，在黄州，他就不会寂寞了。此后几年，他和陈慥互相往来，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超过一百多天。
到黄州后，由于没地方住，先寓居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庙里面。
刚开始，苏轼每天昏天暗地地睡觉，正应了他来黄州之前给弟弟写的诗：“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这里面说的“蛇”，可不仅仅是蛇，还有比蛇更毒的人心呢。苏轼被人整怕了，害怕跟人交往，所以到了晚上才出来走走。他安慰自己说：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从这首《初到黄州》诗看来，他已经在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悲叹命运不济，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美好的事物上来。
但心态的调整，也不是易事，一定会经过多次的反复。苏轼同一时期的诗文，常常会出现这种矛盾。例如也是到黄州不久后写的另一首词，就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心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孤独、寂寞、悔恨、幽怨、高傲……，此时还都盘绕在苏轼的心头。
但以苏轼的性格，他又岂会长时间甘于寂寞和幽怨呢?过不多久，他就受不了夜里独来往的生活了，而是到处走，不管是碰到僧舍，还是别人的宅院，就跑过去敲门，和人聊天，参观别人的园子。有一次，他竟然在某个园子里发现一株罕见的海棠花。
当时，海棠是苏轼的家乡西蜀的产物，在湖北很少见。苏轼猜想，或许是某只鸿雁把它的种子从故乡带过来的，结果如此雍容华贵的花朵，却长一个无人问津的山坡之上，开在一片杂花乱草之中，当地人也不知道其贵重。
苏轼感慨之下，便写了一首名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诗，其中有句云“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这显然就是在说他自己。
后来，苏轼经常来这里看这株海棠花，无数次醉倒在花下。别人来找他求写字，他也常常写这首诗相送。
在黄州待了三个月后，其他家人也都过来和他会合了，一家人在寺庙里住不下，好在有当官的朋友帮他斡旋，而黄州知州徐大受也很尊敬苏轼，不把他当被贬谪的罪臣看待，于是就让苏轼和家人住进了一个叫“临皋亭回车院”的官方住所。
有了地方住，家里人也都聚齐，苏轼在黄州就有家的感觉了。原来在牢里的那些恐惧也已经渐渐淡去，对黄州逐渐熟悉，也有了很多来往的朋友，便开始觉出黄州的好来。
临皋亭就在长江边上，风景绝佳，苏轼作为“不得签书公事”的贬官，每天除了睡大觉，聊大天，喝大酒，竟然啥事都没有。只要心态一变，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他给朋友写信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此语一出，大家便知道，苏轼已经走出了阴霾，开始享受自然，享受人生了。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一句千古名言，向我们明明白白地昭告：那个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苏轼，那个初入仕途时忙忙碌碌的苏轼，那个被陷害时凄凄惨惨的苏轼，已经离我们远去;而那个洒脱自在，热爱生活的苏轼，向我们走来了。
唯一令人不爽的，就是没钱。
作为贬官，苏轼无法享受正常的俸禄，只有少量的“折支”(宋朝给官员俸禄的一种，以实物的方式给付，官员可以拿去卖钱)，由于数量很少，只能说聊胜于无。
前面也说过，苏轼做官二十多年，没有留下积蓄。到黄州后，计算历年所积，按照每天花钱一百五十文计算，大概只能维持家里一年的生活。
在给好友秦观的信里，他写了他和老婆过日子的方法：每个月月初从积蓄里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早上起床用叉子挑下一份，便把叉子藏起来。这每天一百五十钱，就是当天的用度，用完也不许再拿。如果没用完，就把剩余的钱放在一个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宾客。
他说，这些钱用一年没问题，至于用完了怎么办，到时再说，没必要提前焦虑。因此，心里没有一件事需要牵挂的。
虽然嘴里说“胸中都无一事”，但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有愁人的地方。例如，他很想陈慥过来看他，但是家里又没有地方住。在信里他说：临皋亭虽然还有一间空房，但是夏天西晒太厉害了，闷热无比;要不然就到附近的承天寺去借宿;或者是江边有一条船，晚上睡船里也行。反正你先来，等你来了再说。
由于没钱，苏轼和家人只好节俭过日子。他自己研究出了很多做菜的办法，并写出《猪肉颂》《东坡羹颂》，以至后世还流传着“东坡肉”、“东坡羹”的做法。
又由于买不起酒，只能自己酿，还写了一首《蜜酒歌》以记之，这里面说道：
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意思是我穷到饭都吃不上了，讨饭都讨不到，还好有蜜蜂造蜜，让我可以酿酒，蜜蜂可比小里小气不肯给庄子借粟的监河侯好多了。
不过这酒大概不好喝，据说喝了一次，搞得上吐下泻，就没再酿了。
但不管怎么节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要过。钱这么少，总有用完的时候，到时候怎么生活呢?
好在有一个多年老朋友，名叫马正卿，想办法给苏轼弄了一块地。
这块地大概有五十来亩，已经荒废很久，全都是荆棘、瓦砾(不是这样的地，苏轼也拿不到啊)。苏轼带领家人，自己拿着锄头耙子，把地垦荒出来，累得筋疲力尽。作为读书人，估计苏轼前半辈子也从没干过这活。
他写诗叹道：“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古来文人写诗，都是要表示我不在乎钱，只有苏轼，直接在诗里嚷嚷“我的工资啥时候能高一点啊”，倒显得格外可爱。
从那以后，苏东坡就开始了做农民的生涯。他老婆倒没什么抱怨，本来以前也就是农村女孩出身。甚至牛发病了，兽医都不知道什么病，王闰之都知道，并且给治好了。
除了开荒种地之外，为了缓解没有地方住的问题，苏轼倾尽全部家财，在黄州当地朋友们的帮助之下，盖起了一个有五间房的屋子。由于屋子落成的时候，正好在下雪，于是苏轼就将房子命名为“雪堂”，并画了很多雪景图，挂满了整间堂屋。
雪堂后来成了苏轼接待宾客的地方。不仅宴饮在这里，客人也住宿在这里。陈慥再来，就不用住临皋亭那间西晒的小房子了。
而从杭州、从四川、从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也纷纷不远千里来找苏轼玩，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年。住得最久的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还有一个乞丐——也不知道这些人给不给房租和伙食费。
有了田地，有了房子，黄州就真正成了苏轼的家了，孩子们说话都染上了黄州土语的口音。而他也确确实实爱上了这里，甚至起了终老于此地的心思。
由于这块田地位于黄州城出东门的山坡上，苏轼便名之曰“东坡”，而他自己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做“东坡居士”，从那以后，世人便开始以“苏东坡”这个名字称呼苏轼。
吃的，住的都解决了，朋友也常常往来。苏东坡终于可以真正放下心来，从容享受生活了。偶尔他依然还会悲叹自己的命运悲惨，但越来越多的时间里，他更加容易感受到的一种闲适、满足的心境。
这种矛盾体现苏东坡的文字中，让我们见识到一个时而苦闷，时而开心的苏东坡。
元丰五年(1082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有幸的一年，中文里最美的文字，有好多篇，都是产生于这一年，产生于心境变化之中的苏东坡之手。
这年三月，天寒多雨，苏东坡听说他喜欢的那株海棠花，被凄风苦雨摧残，美丽的花朵上都沾满了污泥。三月三日寒食节，他想起这已经是自己来黄州第三年，人生好像没什么指望了，就像那朵海棠花一样，陷落在污泥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两首《寒食雨》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两首诗主要是表达一种郁闷、凄苦、绝望的心情。在东坡所有文学作品中，并非上乘，因此诗句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当苏东坡酒后将这种心情诉诸笔端，形成书法作品时，便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寒食帖》。
绝望之后，就是新生。仅仅几天过后的三月七日，苏东坡听说黄州城三十里外的沙湖，有一块田在找买主，已经以黄州为家的苏东坡，便在朋友的陪同下，也去看了一看。
跑了那么远的路，田没有相中，回城路上还突然下雨，苏东坡等人身边又没有雨具，被淋成落汤鸡，过了好一会儿天才又放晴。别人都狼狈不堪，东坡则兴致盎然，于是便有了这一首千古绝唱《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已经战胜了寒食时那种悲苦的心境，转为随遇而安了。这从这个月所写的另一首《浣溪沙》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里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与月初的“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境了。
这年七月，苏东坡和朋友们泛舟长江，去游览传说中的赤壁古战场，写下了《前赤壁赋》。这也是历代所有赋文里，最受人喜爱的一篇。
文章主要表达了苏东坡此时的心境。当时和他同游的道士杨世昌感叹世间虽风月长存，可惜人生易逝。而苏东坡则认为：
没必要悲伤人生的有限，也没必要羡慕长江的无穷。世间万物的变和不变，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在于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天地之间，很多东西不属于我们，那么何必去在意他们呢?只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朵听见了就是美妙的音乐，眼睛看见了就是动人的风景，它们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给我们的无尽宝藏，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
最后他说：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个“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场景，是苏东坡的画龙点睛之笔。化用了前人“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意境，表达了一种“人生如同一条小船，在命运的河里行走，何必管它把你飘向哪儿，你就安安心心地睡大觉就是了”的感觉。
但人的灵魂的安放，又岂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在同一个月写的另一首词里，苏东坡又再次表现出矛盾的心态。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在这首词里，苏东坡想起古代英雄豪杰的功绩，依然会心驰神往。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建功立业的想法，只不过是时运不济，没办法实现这些理想，眼看着自己也快老了，只好自嘲道“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还是得回归到“人生如梦，不如喝酒”的自我安慰。
而到了九月份，苏东坡或许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那种人被命运所羁绊、所捉弄而不得自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于是就又有了这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里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表明在这一时刻，东坡先生毕竟还是心中有所“营营”，因而未免有“恨”。
到十月十五日，苏东坡再一次夜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这篇没有《前赤壁赋》那么有名，大概是因为苏东坡只是描述了一幅奇幻的画面，而并没有说自己的感悟的原因。但这篇赋的开头部分，却也是极其经典的场景：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这里写得如此充满了生活气息，平凡人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普普通通的小日子，也可以过得这样兴趣盎然，这样温情脉脉。这岂非正是东坡和其他所有文人不同，而最拨动我们心弦的地方吗?
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因为其中的“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一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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