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里的孩子们——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邯郸市矿山局大院里孩子们的浪漫史  

日期:2022-04-06 来源:小兔家文创中心 作者:张国胜 浏览: 分享:

大院里的孩子们 ——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邯郸市矿山局大院里孩子们的浪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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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里的孩子们 ——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邯郸市矿山局大院里孩子们的浪漫史

 

 

   早就听说国内有人写“大院”里人们的往事,我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内容,也始终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文章,虽然如此,这样的信息却促使我回忆历史,回忆我年少时的“大院”经历,回忆儿时那些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无限情趣……

 

一、大院的形成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河北省邯郸市有一个领导机关大院,名为矿山局大院。这个大院座落在邯郸中华大街的中段路西,大院东西长约三百米,宽有约一百米,大院的东头是西临中华路的机关办公大楼,楼的走向是南北,西头是拐字形的三层家属楼,主楼南北走向,拐楼是东西走向,东头办公楼西南边还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办公附楼,这座东西走向的楼与同是东西走向的拐字形家属楼在院的中部接近,两座楼头之间便是大院的南大门了。就是说,矿山局大院也如近代中国城市中的一些临街门店一样,是前店后家的结构。大院的南侧是与“土山街”相交的“小河路”,“小河路”不长,东西走向,西头到了邯郸老城东门外路就顶头了,而路的东头却延伸出了几里地,横穿过中华路便通向了被庄稼地包围着的“东地”(矿山局东家属院)。

 

      说是院子,必是四面圈围着。而矿山局大院是与北面的矿务局大院相邻,两个大院东西一样长,中间隔了一堵长墙,由此就形成了一座典型的四合矿山大院。

 

      矿山局的前称是邯郸冶金采矿公司,直属中央冶金部,是地师级单位。下属的单位都是处于邯郸西部武安县境内的诸多采矿场,如矿山村铁矿、玉石洼铁矿、午汲铁矿等,还有为矿场维修机器的磁山机修厂和运矿的汽车队如“5.18队”等。

 

    矿山局的全称是“邯邢冶金矿山管理局”,由于直属中央冶金部,单位规模又大,是地师级机构,在行政上与邯郸市平行,因此这个局的领导机关级别比较高,局机关领导人多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13级以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在矿山局任职的局级领导多是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共有十几位。其中最高级别如赵仲云是9级老红军,威望很高。因此,那时的邯郸市委和市政府内部的高级干部反而不如矿山局多,官场上有戏话说矿山局是“高干窝”(见《邯邢冶金矿山志》第一卷)。

 

     除了高级干部,中级以下的干部也是数量众多,有不下 几百位,且文化水平普通较高。由于矿山局的干部有许多是从全国各大城市调来的,其中有许多是建国前的“老红军”“老八路”和老解放,眼界普遍较宽,见多识广,品位较高,是共和国的开国和建设精英。

 

    大院东面是办公楼,西头就是这些精英们的家属楼。大院中间场地开阔,办公楼与家属楼间距离虽然较远,但因中间没有建筑物和隔墙,两面楼上的人也能遥遥相望。由此便形成了干部们上班在东楼,下班很快就能回到西楼自己的家,跟自己的孩子老婆见面很容易。

 

    说了这么多,如果再不提院里孩子们的事,似乎矿山局大院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二、孩子们的大院生活

 

大院因为有了一大群孩子而显得活灵活现,孩子们因为有了大院而生出了无数的有趣故事。

 

     说起矿山局大院里孩子们的故事,那真是令人闻所未闻,让你能天天笑破肚皮,且听到后便上了瘾,欲罢不能。那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故事,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有人把矿山局大院里孩子们的故事写成小说,我想那不会亚于中国的“四大名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矿山局大院,准确讲是西大院,那栋三层的拐字形大楼里,先后居住过近百个顽皮的小男孩。这些男孩大多年龄在十岁上下,大些的约十五、六岁,小些的约在八、九岁间,正是在人生“半桩小子,吃死老子”和离经叛道的最危险期。偏偏他们又多是出身高、中级干部之家,随父母走过许多中国的大小城市,有较深的文化教养和光怪陆离的眼界。可以说这样的孩子在调皮上个个都有点像电影“大宅门”里的白七爷,而在生活上,又与纨绔子弟的习气不搭边。所不同的是,这些孩子们的父辈多是出身中国社会底层的人,大多是工人农民阶级出身,与“白七爷”的阶层不同,且多是穷苦出身,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孩子们所有的这些阶级和时代的背景,再加上他们正处在人生的叛逆年龄,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些小男孩会弄出多少“么蛾子”,令人哭笑不得。

 

      应该说这种类型的孩子与当时社会中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有许多不同,他们性格的普遍特点是有点怪异的追求。许多时候当他们做出格事的时候,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目的,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因素趋使,使他们总爱搞些“恶作剧”。这些孩子生在物质极度馈乏,经常饿肚子的生活里,却总是有没完没了的幽默感。尤其是当这样的孩子凑成了群,又有了“孩子头儿”的时候,诸多你预想不到的怪事和“坏事”就发生了。特别是当孩子们上学放寒署假的时候,在孩子们“集体智慧”和“头脑风暴”的不断撞击下,奇闻逸事便层出不穷了……

 

1、起外号

 

   那些年,孩子们在大院里如此给人起外号的事多了,被起外号的人也多了,只是凡大人被起了外号,他们本人是绝不知道的,孩子们只管给人起外号取乐,无意中成了一种大院文化现象。如果再举例子,那就多了,比如“青年金牙”、“老年撅嘴”,“五级朴素”,“东北大洼”,“猪头迅速”,“王大爷的屁股”,“老刘一只眼”,“小黄一溜烟儿”,还有……。

 

  事情还没完,有些胆大的孩子甚至有时欺负到了人家黄秀兰的头上。有一天,小黄干活间歇一下,他用后背靠着篮球架子吸着烟,眼在漫无目标地到处看着。于是有的孩子认为机会来了,凑过去,与小黄背对着也靠在球篮的架子上。小黄还在抽烟,而这个小孩可没闲着,这个比小黄低两尺的孩子仰头冲着另外一个地方,亲切地大叫道:秀兰啊!我说秀兰……他就挨着小黄,小黄自然听到了他的叫声,于是回头看看小孩,不知道他在叫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到自己身边这样叫……小黄的表情有些诧异!但孩子们的目的是达到了!赶紧跑开,凑到一起轰然大笑!须知,孩子们要得就是这样的效果!而小黄却很无辜,他对此永远是一无所知,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但小孩们却不干,他们要借给这个大人起外号而获得乐趣。于是在大院里断不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天小黄干活又路过孩子们玩儿的地方,于是就有小孩假装看着远方,口中不断大呼:秀兰……!可笑的是,小黄听到孩子们的叫声,回头看看,有些莫名其妙,很是诧异!他哪里知道孩子们在叫他?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被起了黄秀兰的外号?等小黄过去之后,早已忍不住的孩子们会突然爆发一阵大笑,他们好不得意又好不痛快——可怕的大人被他们取笑了而又毫不知晓……!

 

  其实小孩子们哪里肯就此罢休呢?既然捕捉到了这个笑料,那一定要扩大战果,将这个外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于是继续发坏,怎么发坏呢?要知道人家工人小黄只顾着干活,哪里注意到下面一群小孩在做他的文章呢?说实话,人家是大人,没空理这些小不点儿。

 

   但事情还没有完,危险一减轻,幽默感就冒出来了,于是小孩甲抢先发坏曰:那如果小黄从球篮里漏下来不是被袖篮儿了吗?像篮球一样……。乙接曰:那我们今后就叫他外号袖篮吧!(反正也不知道这个大人的名字)。甲对曰:袖篮和秀兰是一个音,这是个女人的名字,给他扣到头上很好玩……既然……他姓黄,今后咱们背地里就叫他“黄秀兰”吧!于是大家一场大笑……

 

   孩子们给别人起的各种外号是有那个时代特征的,而矿山局大院干部子弟们给人起的外号常常是灵机一动的结果,是比较高级的。比如说办公楼里有一个姓黄的青年工人,当时他有二十几岁,但在十来岁孩子们的眼里他已是十足的大人了。那时的大人小孩打架特别多,可能是因为文化低吧?因此小孩们见了男性大人,就有如动物世界里的小动物见了大动物,心里总有几分怵。心里虽然有些怵,但小男孩们却有着天生爱斗的性格,总爱对“怵”有些挑战,当挑事儿成功时自有无限的乐趣。如果失败了,被大人发现了,便迅速一跑了之,以免遭到大人的呵斥和打击。当然那时的人没有现在的人狠,大不了也是拍一巴掌在屁股上,或是“搓一个面头”(典故)而已。工人小黄经常在大院里干杂活,院里的小男孩们经常见到他,也就盯上了他。有一天,小黄上到院里一个篮球架上修理篮板,他的两脚踩在篮板的铁圈上,铁圈是打篮球的人投球袖篮的圆圈状物。因为铁圈在篮板上,距离地面有3米左右高,小黄双脚踩在上面是有摔下来危险的……。小孩们目睹此有危险之状,便展开了紧张的分析和联想……,小孩甲说:“小黄踩在圈上是不安全的”,小孩乙对曰:“他如果踩不好会摔下来的,这么高,会把人摔坏的”。甲又曰:他也有可能从铁圈里漏下来,就像篮球一样被从里面袖下来……,乙曰:如果从铁圈中间袖下来应该比较安全,因为铁圈挂着圈网,小黄从里面漏下来时会得到缓冲的,这样的话,他掉到地上就不会摔得那么狠……话说到这里,几个小孩终于舒了一口气,他们替小黄的担心得到了缓解……

 

   外号即非正式的名子,是别人根据这个人的内外特征给他另起的名号,这些外号大都含有亲昵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起外号不知源自何朝,然起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是盛行的,在学校里和小孩子之间则更盛行。由于矿山局大院里的孩子们文化素质较高和眼界较宽的缘故,他们给别人起外号的水平也较高,根据被起外号人的典型特征给别人起外号,特别是在给不知名的大人起外号时,他们的兴趣尤甚。给别人起外号的原因往往是很偶然的,但起出来的外号则常常内含着孩子们的高超技巧、好恶和幽默感,因此这种外号一旦起出来,常常是立即就风靡一时,而且是经久不衰。以至于当这些孩子们步入老年之后,再聚在一起时,也常常在这些外号的故事中轰然大笑,快乐无比……。

 

 

2、开仗

 

那时的小男孩特别爱打架,动不动谁跟谁就要打一架,无非是谁跟谁摔一跤,选出能打的对一阵。在这样的氛围中,有时就会出现一场精彩的打斗。比如那时大院里张家(副局长)有5个男孩,其中的二儿子就是大院里孩子们的打架大王。这二小子大名叫张治国(后改名张华),因为他最厉害,没人敢给他起外号,于是治国自然就成了“孩子头儿”。治国60年代初从北面的农村老家来到大院里,身上盛满了保定唐县乡下的故事,他又特别会讲故事,有时也编故事,因此身边总是围着一群更小的崇拜者。因为他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故大院里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场景:治国在自家的门洞口坐在水泥台上,周围一群小男孩仰脸看着他,而治国也常常仰着脸讲故事,声调委婉,故事生动,娓娓道来……他还不时眨巴眼,每看到他眨眼,听故事的孩子们心里都明白,那是治国在现编故事情节,知道这段故事一定是他自编的……故到了后来,自家亲兄弟因有特无恐,便也常常跟治国唱反调,甚至故意把他讲的故事搞坏,引起一阵大笑。因为是亲兄弟恶搞,治国有时也拿他们没办法……只好叹口气曰:你们俩真没出息!事情到此也只好罢了。于是治国又转而讲起了新的故事……!

 

      治国在孩子堆里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他身上有一种自然的魅力,这种权威地位还是他实打实地打出来的。

 

      首先,大院里的孩子头也如动物世界一样,是凭实力打出来的。大院里曾还有一个会打架的,名叫王永利,他和治国岁数不相上下(14、5岁),又会打,自然对治国并不服气,于是就有坏小孩从中做梗,挑动,导致治国和永利两人暴发了一场经典大战。冬季某日,孩子们在大院的中部围了一个大圈,观看治国和王永利打架,可能他俩都知道对方会打,所以一出手都并不太激烈,这种场景也像当今的拳击高手对决,双方一开始都在试探对方……,终于……激烈的打斗开始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俩还真是打架的天才,一出手就不是乱打,只见治国突然腾空跃起,在身体下降的瞬间挥掌往下猛煽王永利的头,打得永利晃出好几步,而永利也不白给,抬腿踹向治国的腹部,治国几乎被踹着,急抬腿向后退,治国的抬腿阻住了王永利的脚,身体却失去了平衡,单腿跳着退出七、八步,让围观的小男孩们大笑一阵,大饱了眼福。治国和永利的这场龙虎斗打了很长时间,非常好看,特别像两只相斗的蟋蟀,打斗激烈而好看,最后两人竟不相上下,没有分出高低。自此,王永利似乎在院里销声匿迹了,因为他毕竟遇上了强有力的对手,以往的傲气上不来了。再加上治国多才多艺,会讲故事,小男孩们也不怕永利了,纷纷倒向治国的麾下,从此,大院里没有了派系,以治国为核心的张家兄弟们成了大院孩子们的天然中心。

 

      大院里孩子们互相斗殴,可对外却出奇的团结。那个年代的孩子们还常常结伙打架,甚至发展到成规模地对外“开仗”。矿山局大院座落在中华路边,大院的西楼墙外就是“土山街”。“土山街”是邯郸旧城的一条老街,因街的北段靠近矿山局大院处有一墩高大的土疙瘩而得名,当地居民称这个大土疙瘩为“土山”,极言它的高大。上世纪60年代初,土山上有一座大庙,被用来作为一个小学校,当时有许多孩子在庙里上学,上土山时蹬着从下至上的两排脚窝作为落脚的支点。

 

      土山街两边都是居民,他们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区片来讲,他们都属于“东门外”居委会。土山街加上东门外居民区,那里的孩子也不少,许多是“半桩小子”,他们跟矿山局大院里的孩子们离的不远,时不时地结帮跟大院里的孩子打群架。我想他们也跟大院里的孩子们一样,平时自己之间也打架,但一面临矿山局大院的另一帮孩子时,便高度团结起来了。

 

     打群架如果演变成互掷砖瓦土块的话,那打架就升级了。因为两群孩子们已脱离了肢体的接触,变成了隔着一定距离用硬物互掷,这样的群架双方伤害的程度加大了,孩子们管这样的打法叫“开仗”,意思是有点像在战场上打仗的情况了。“开仗”的事有时会发生在矿山局大院和土山街的孩子们之间,有时也发生在矿山局大院与北面“矿务局大院”的孩子们之间。

 

     有一回,矿山局大院孩子与土山街孩子打群架,双方都有几十个孩子参加,开仗的战场在土山街与“小河路”交叉口的空阔地段。仗一开起来,双方上百孩子互掷砖块和“土坷拉”,开仗中双方都断不了有人被击中而头上流血或起疙瘩,场面很是激烈。双方都有孩子头带着互相冲锋,呐喊声此起彼伏。有一阵儿是土山街那边的孩子占了上风,矿山局孩子们被对方冲锋压回大院门里,大院的木栅门关上后,大家突然发现治国一人被关在了院外,而这时土山街的几十个孩子已经快要冲过来围打治国一人,情况可说是万分紧急。但治国就是治国,他不但好战会打,而且还敢打,胆子特别大,关键时还敢与别人拼命。见治国被关在了院外,土山街的众多孩子们向着他蜂涌而来,治国进不了院儿,又无路可退,他索性以最高的速度,低头猛冲,向着土山街的孩子群直接迎了上去……当时治国穿着一件破尼子上衣,头上戴着一顶柳条帽(矿工安全帽),身子半低,头向前顶,冒着对方密集的砖瓦土块,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当时大院栅门内有治国的三弟(国胜)看见了这个场景,三弟也急了,勇气大增,大喊一声,招乎院内的孩子们打开栅门,一齐跟着冲了出去……,回想当时那场面,对于一群孩子来说,真有点惊心动魄、激动人心……。

 

      当三弟领人冲了一段路之后,忽见远处土山街孩子群里,治国正按住那边一个头目大打出手,拳头砸向对方的背部,似擂鼓一般!土山街的孩子们见治国拼命,一时都吓坏了,纷纷抱头鼠窜溃逃下去,跑回西面他们住房的小胡同里,这边矿山局的孩子们勇气倍增,士气大振,一口气把土山街孩子们赶得无影无踪了……。这场“矿、土大战”终以治国率领的矿山局大院孩子们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3、杂耍

 

那个年代的社会物质匮乏,但精神头却十足,大人如此,小孩们也是整天高高兴兴,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多乐趣。虽然没有现在的那些洋玩具,但土的玩法多得不得了,而且全是小孩们在生活中自创的,玩法可说是层出不穷,现在想来真是觉得很了不起。鲁迅曾经说过:“玩耍是儿童的天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话太有道理了。十岁上下的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生智力时期,这时的社会教育方法应对他们“寓教于乐”,这是符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的。符合规律的应该就是天然的,而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玩的都是天然的,虽然看着有些土气,但却有十足的生命力。因为当时孩子们的玩法无穷的多,很难起一个统一的名字,我就先把它们叫做“杂耍”吧!

 

1、拍洋片

 

那时带洋的物品名字大多与外国有关,是不知什么时候从外国“进口”中国的。大人用的东西挂洋名的有很多,比如“洋布”,“洋火”,“洋钉”,“洋车”,“洋油”……而小孩们玩的一种硬纸小画片就叫“洋片”,能看的一种在箱子里的图画叫“西洋景”。

 

    “洋片”是用来拍着玩的,而且有点儿小赌博的性质。那时的洋片种类多得不可胜数,一般长约二寸,宽约一寸,到街上很容易买到,十分便宜。洋片其实就是个小画片,画的内容却都是中国古代的内容,我记得有古代大将和山水画等,因为很便宜,孩子们常常一买就一整张,一整张有一、二尺长,一尺 宽,上面印的小画片排列几十张,一整张往往就是一种画,小画片排列整齐,在张与张之间都有空余的横、竖线隔开,便于裁开成小的一张一张的。

 

孩子们把一大张画片裁成许多小的后,就可以在一起玩了。我记得裁成单个的小洋片比那时的大邮票大一些,因为是用硬纸做的,每张都有一个厚度,放到地上从旁用手往地上使劲一拍,就会有一股风把洋片吹翻过来,只要是洋片被拍翻扣在地下了,这张洋片就属于自己的了。为了让洋片好翻过来,孩子们常常故意把洋片竖着从中缓折一下,让洋片中间形成一个缓沟,放在地上的洋片就会左、右两边往上翘起来,这样当手在它旁边的地上猛拍一下,形成的风就会让洋片很容易翻扣过来,当然,谁拍翻的洋片就属于谁了;而拍翻的多了,他就是一个赢家了。

 

常常有几个孩子在一起凑伙拍洋片,大家都往地上放同等数量的洋片,算是下注,再把这些小洋片摞在一起,放到地上后,几个小伙伴便依次排队拍洋片,手劲大的和拍得好的,有时会一次拍翻好几张,而手劲小和技术低的也许一掌下去连一个也拍不翻,这样,几个轮番下来,他放到地下的洋片就都让别人拍走了。如此,过不了一会儿,地上的洋片便被拍光了,于是大家再次下注,放下同等数量的洋片,开始新一轮的玩耍。

 

那时一大张洋片也不值几个钱,所以孩子们手里有点零花钱(一般能有几分至几毛不等)就能买得起,而且会拍的孩子手里的洋片会越来越多,也就不用再买。

 

拍洋片给孩子们带来乐趣很大,而且玩的兴趣也持久,说实话,那时很小,大人也不给几个钱,在街上买不起更多的洋片。如果看到钱多的小伙伴一次买回几大张洋片,心里着实羡慕,那整张新的洋片买回来还没裁开时,看上去也着实好看,把孩子们的玩瘾吊得足足的……

 

那时手里最有钱的孩子是个什么标准呢?我记得治国曾对我们几个兄弟说过,他在中学的一个同学家里条件好,夏天穿着一条绸子料的裤子,并且最令人难以企及的是:“他兜里经常有十块、八块的!”“块”就是元,就是最多时能有十元钱。一个中学生兜里经常能装着十元钱!那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孩子兜里的十元钱!虽然很多,也是从正路上来的,那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父母溺爱自己孩子的结果。那时的一般小孩子手里是没有钱的,就是有也是几毛钱,最多有一块钱,那就能买不少小玩艺儿。

 

2、拍三角

 

拍三角的玩法与拍洋片一样,只是洋片变成了“三角”。那么什么是三角呢?三角就是大人们抽完烟扔掉的烟盒做成的。大人们抽剩的纸烟盒种类多得很,那其实也都是一张张的小画,只是比“洋片”大好几倍,而且烟盒的纸比洋片的纸要薄许多,就跟画报纸一样的厚。当然,因为现在社会上的大人们还在大量的抽烟,各种牌子的烟盒画面虽说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差别,但大体上还是一样的。

 

     烟盒对孩子们的诱惑力甚至比“洋片”更大,因为那是大人们用过的东西,不像洋片只是个玩物。大人们用过的东西往往就随手一丢在各处,或在家里,或在院子里,也许就在大街上……反正里面的烟已经抽完了,一个空烟盒对大人来说就一文不值了。对大人一文不值的东西却对孩子几乎是无价之宝,现在的人不知道,那个年代大院里的小男孩们,谁如果捡到一个新的纸烟盒,烟盒上还散发着一股没有抽过的卷烟的清香,如果又是一个名牌烟盒,他会兴奋大半天的。那些烟盒在孩子们的眼里是那样地神奇!“大前门”、“恒大”、“金钟”、“黄金叶”、“大天鹅 ”、“老火车”……如果谁意外弄到了一个“中华”烟盒,在短暂的时间里,他就会有高人一等的感觉!你会觉得可笑吗?不同时代的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幸福感,“拍三角”也是孩子们的一个幸福点。

 

      一张纸烟盒是如何变成了一个能拍着玩的三角呢?这是有点技术在里面的,首先,纸烟盒被拆开后就自然地成了一张长方形的小画,画的里面是白纸,画的正面因烟名的不同而有不同种类的画,孩子们会将这张长方的纸画折叠成一个比单纸厚许多的三角纸牌,这个纸牌也是幅小画,把烟盒的画面露在外面,白纸的一面叠在了三角的里头。具体的折叠方法文字不太好表述,好在今天六十岁以上的男人都见过,许多人小时候也玩过,这里就不再展开描述了。如果哪位读者非要弄个明白,那这并不难,你会找到不少会叠三角的老人。

 

       三角叠成后,就可以玩了,我记得孩子们也是跟下注一样,把一个三角放到地面上,然后用手里的另一个三角往地上那个三角的头部摔拍,拍在地上的三角也和手一样,会有一股小风冲向地上三角的头部,有时拍几下,这个地上的三角就会翻过来,只要你把这个三角拍翻过来了,这个三角就归你了。这种玩法吸引的孩子们很多,于是无论在大院的哪一个角落,白天都会见到拍三角的一群群小男孩,他们一伙伙地围着一个三角在那轮着拍,三角落地的声音此伏彼起,一片啪啪声,一阵阵地欢笑声……。

 

3、打尜(ga)

 

尜这种玩艺儿在当今社会上早就不见了。词典上却对这种东西还有解释:“一种儿童玩具,两头尖,中间大,也叫尜儿”。词典上的解释还不够,尜是木质的一节小木棍,长约两寸多,直径约两公分,把木棍的两头削尖了,像我们用的铅笔一样。但这就够好了,五十多年前社会底层小孩们消闲玩耍的一个小玩艺儿,竟然在堂堂的汉语词典中有专条解释,足见中国社会下层的生活绝对是不平凡的,即便是孩子们的玩耍也绝对是一种文化现像。

 

  我记得打尜也是小男孩们爱玩的。在大院的土地上划一条土线,把一个长约两寸多的尜放在土线的一边,尜的一个尖头对向土线另一边的远方,打尜的小孩子手拿一片形似“瓦刀”的木板,手握部分窄些,木板约1.5公分厚,长有一尺多,宽约三寸,整个是呈长方形。一般由两个孩子轮流打,谁打得远谁胜。

 

  尜不知何时传入矿山局大院的,我想应该是外地干部的子女带来的,因为矿山局机关的几百名干部中,有许多是由中央冶金部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他们的子女自然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孩子们来自四面八方,也就把全国各地的孩子文化带到了矿山局大院。于是乎大院的东西两端呈现了不同的景像,大院东头的办公楼里外每天都是各级干部们忙碌的身影,而大院西头的半个院子里也有一群群忙碌的人,一群忙碌的小孩子,他们三五成群在忙着玩,玩着多种不同的玩艺儿,而打尜就是孩子们的一种最爱。

 

  尜有打的好坏之分,自然也就决定了输赢。但输赢只是一种精神上的高低,并没有赌博什么物品,更没有金钱。不像拍洋片和三角,谁拍得多便归谁所有。

 

  我记得打得好的孩子也是令人羡慕的,不时有观看的孩子发出赞许的声音:“你看人家!”如果按邯郸本地人的话说,就是“你看嵲!”于是被夸的孩子打得就更起劲儿,不时打出精彩的局面。只见他手握尜板,俯身将板立握,像手拿着一把切菜刀,对准地上尜的一个尖头,然后将尜板扬起,猛地一板砍下去,板刃正砍在木尜的尖头上,因为尜身虽然躺在地下,但它的尜尖离地面还有着一个小小的距离,于是一尜刀砍下去,砍在尜尖上,尜尖被向下一击,尜身便腾空飞起来,一般能飞起来一米左右的高度。当尜飞起来的一刹那,打尜的孩子会立即将尜板面在空中向尜挥去,如果挥的准,尜板的中央部分会恰好打在尜的中间部位,于是被击中的尜会飞向很远的地方,而谁把尜打的又高又远,谁就是赢家。不但如此,还有的孩子技术更高,为了显示自己的技术,有的孩子会手握尜板从自己右腿的外侧往里穿进去,半蹲着打尜,这样打的难度会增大,弄不好不是尜打不起来就是起来后打不到而落在地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定输无疑了。即便如此,还是有的孩子技痒,非要露上一手不可。

 

4、斗蟋蟀(大白罐的故事)

 

  蟋蟀在民间也叫“促织”,蛐蛐儿。在邯郸本地方言中就叫“促织”,不知为什么这样叫,但是你也没办法,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才不管你听不听得懂呢!

 

  我在上面说的这段话是没有经过深入研究的感慨,其实“促织的”这个方言还真有不凡的含意呢!为了写“斗蟋蟀”这一节,我查到了邯郸本地文化学者李绍健先生的专著:《邯郸土语辑考》。

 

  李绍健先生在书中这样介绍:“邯郸人把蟋蟀叫作‘促织的’,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里,劳动人民常常根据禽鸟、昆虫的鸣叫来调节起居,安排生产。古代妇女的主要劳作是纺纱织布,每当夏末秋初的傍晚,蟋蟀在人家篱边墙下,‘曲曲’地浅吟低唱,似乎是告诉纺织的妇女们:秋日不多了,严冬马上就要到来,应当抓紧时间纺纱织布,赶制寒衣御冬了。因蟋蟀的鸣叫起到了催促妇女纺织的作用,所以蟋蟀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富有意义的美名:‘促织儿’。

 

  矿山局大院里的斗蟋蟀也只在小男孩中流行,而小女孩们还有许多贴近女性的玩法,我在此后会有介绍。

 

  中国人古代“斗蟋蟀”世界闻名,而矿山局大院里的孩子们的玩法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只不过他们的玩法掺进了许多底层百姓的特点,因此就另有新意了。

 

  那时,每年夏秋季节交换的时候,蛐蛐儿的鸣叫声便在人们的房前屋后各处响起,因为是在城市里,蛐蛐藏身的家大都在老旧的墙缝中。每到这个季节,孩子们的兴奋点便被激活,于是“斗蛐蛐”的活动便在大院的各个角落里展开了。那是十分令人兴奋的时节!每天夜幕降临,早已做好各种准备的孩子们便纷纷暗暗地出动了。首先是带上许多卷好的小“纸罐”(用纸卷成的约二寸多长的纸筒,纸筒的直径一般有自己的食指那般粗,纸筒的一头要窝住,以便把蛐蛐放进去困住带回来),还要带上拨蛐蛐的小木棍,有时也带上一把改锥,一边拨蛐蛐,一边从土里挖蛐蛐,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一个手电筒,用来照明和锁定蛐蛐的方位,然后再捉蛐蛐。

斗蛐蛐有极大的乐趣,而捉蛐蛐也极有意思,到了斗蟋蟀的季节,孩子们会全力以赴,把许多玩艺儿都放在了一边,不屑一顾。你知道那种生活会多么有意思吗?对于孩子们来讲,那几乎是他们的最爱!那时,每天还没有黑,孩子们的企盼便强烈起来,在家里紧张地做着准备——卷纸罐,放好手电筒,准备其它用具,还要与其他说得来的几个小伙伴互相通知结伴出去的时间和地点。常常是吃完晚饭后,天也黑了,于是几个小伙伴约见同行,打着手电筒,走向荒野的郊区,或是住人较少的平房区,偶尔也会到野外坟地里一走,因为据大些的孩子说,坟地里的蛐蛐更厉害,牙硬。

 

  能斗架的蛐蛐不知道有多少种,矿山局大院孩子们学会斗蛐蛐也是从治国开始的。他说蛐蛐最厉害的是“大紫牙”,其次是“虎头儿”,还有“棺材头”,还有个头很大但不斗的“油葫芦”……。治国那时已在市三中上学,学校里的学生也斗蛐蛐,有一回治国把几罐厉害蛐蛐带到大院里,让小兄弟们观看,大家算是开了眼。蛐蛐罐一般是陶瓷的,一个蛐蛐一个罐,罐的高度和粗度一般,就跟后来的广口罐头瓶差不多,罐里要夯实约一公分的土,经常往里面放上点吃食,都是小块的蔬菜甚至水果,这样才能养活蛐蛐。罐还要加上一个活盖子,以防止蛐蛐跳出来跑走。一般情况下,斗蛐蛐就在罐里进行。

 

  当孩子们在暗夜中听到一片蛐蛐的叫声后,要会分辨能咬架蛐蛐的声音,并顺着叫声蹑手蹑脚地接近,如果动作重了,会惊跑蛐蛐。当你已到了离蛐蛐最近的距离后,就要做好捕捉的准备,准备好纸罐,将手电筒对准叫声的墙缝或土砖下,然后突然摁亮电筒,照到蛐蛐的头上,或是翻开土砖照住下面的蛐蛐。这时,被电光照着的蛐蛐常常并不马上跳走,如果它是在墙缝里,一般是头朝外,小头儿被手电光照得亮亮的,煞是喜人!这时,你就要把一根小木棍探到墙缝里,并一直伸到蛐蛐的身后边,开始轻轻由里向外拨它,这时,蛐蛐会由里往外爬,直到爬出墙缝,这时你要迅速用手扣住它(那时的孩子们没有专门扣蛐蛐的网),并慢慢把它攥入手中,手要形成空心拳头那样紧密。当成功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就要赶紧取出一个纸罐,将纸罐敞开口的那头,对准你攥着蛐蛐的那只手的缝隙处,这时,只要手里的蛐蛐从缝隙中爬出,就正好钻进纸罐里。而当蛐蛐钻进纸罐之后,你要迅速将纸罐的开口窝起来,封住口,如此,你就算成功地捕捉到了一罐蛐蛐了。

 

  捉蛐蛐的兴奋比起斗蛐蛐的高兴差远了!但它们都是孩子们玩的一部分。捉蛐蛐只是个序幕,斗蛐蛐才是正戏开场。斗蟋蟀、斗蛐蛐、关键在一个斗字。为什么中国人自古就爱斗蟋蟀?是哪朝哪代开始这个玩艺儿的?我不知道,也没有精力去考证。反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矿山局大院里,孩子们是由张治国领导开始斗蟋蟀的。另外,国家历史上也有“济公斗蟋蟀”的故事,并演过这个电影,大院里的孩子们都看过。

 

  中国人城乡百姓恐怕都知道斗蟋蟀的事,因为济公这尊神仙在百姓中是家喻户晓的。我想历史上国家级的斗蟋蟀肯定水平要高得多,但我同样想说的是,那年月矿山局大院里孩子们的斗蛐蛐也同样精彩无比,甚至是惊心动魄的!

 

  蛐蛐的寿命并不长,也就是夏秋之交那两、三个月,它们的一生就结束了!就和许多小昆虫一样。著名散文家杨朔在他写的《荔枝蜜》一文中,曾经动情的说:“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其实蛐蛐这种“小生灵”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蛐蛐有好斗的天性,便被人类故意利用来取乐,蛐蛐的天性本来是为自己的生存需要,它短暂的一生也许并不要总是与同类以死相搏,就是因为有了人类自私的取乐,才让这些小生灵成了罗马角斗场上那样的死士。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怪罪那些大院里孩子的意思,何况我本人也是其中一员呢?我是说,要怪罪也只能先怪罪那时的大人们,怪罪历史上的成人们,其实细想起来,那些小小的蛐蛐们的命运是很悲惨的……!

 

  话还要接着往下说。斗蛐蛐的巨大吸引力和魅力主要在于它的生动传神、精彩纷呈和激烈残酷!

 

  斗蛐蛐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是哪个孩子手里有养着的蛐蛐,或者说有几罐蛐蛐,之后便是有蛐蛐的孩子互相约斗,就像现在武术界人之间的“约架”。社会中练武术的人互相约架是都认为自己的武功高于别人,且都有出人头地的想法。武术人好斗,而蛐蛐的天性也是好斗,于是蛐蛐的天性便被人利用来玩耍。大院里孩子之间两两相对约斗蛐蛐,于是那个时节孩子们几乎天天有好戏看。比如哪一天两个孩子约好了斗蛐蛐,消息立即不径而走,传到许多孩子的耳中。捉蛐蛐必须在晚上(晚上静,蛐蛐的叫声能听得清),而斗蛐蛐则不论晚上和白天都可进行,于是你就会看到许多场斗蛐蛐的精彩场面。常常是一大群孩子围成一个不大的圈儿,圈中有两个主角,是约斗的两个孩子,他们各自拿到现场几罐蛐蛐,开场时各自拿出一罐一般的蛐蛐相斗,就跟现代的拳击运动一样,关键主场主力拳击手出场前,先由技术差些的拳手下场,斗几个回合分出胜负就下场子,然后主角拳手再下场相斗,拳击运动管这样的安排叫做“垫赛”。其实垫赛只是主赛的一个引子,让观众先将精神聚起来,然后从容看到主赛,那才叫过瘾!

 

  斗蛐蛐也一样,约斗的双方先拿自己不太厉害的蛐蛐放到罐里,让它们先斗一场,然后再逐次让主力蛐蛐下罐。有时孩子们是让自己最厉害的蛐蛐最后下罐,先让水平还可以的蛐蛐排队下罐,如果自己中等水平的蛐蛐把对方的所有蛐蛐都赢了,那就不让自己的主力蛐蛐现身了。如此,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和赢者的优越感。蛐蛐赢了,主人也就赢了,于是趾高气扬、甚至毫不停留扬长而去,把别人都甩在脑后,对自已满意的不得了,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身份。

 

  斗蛐蛐也有许多精彩的战例,只见罐里两只蛐蛐各自眦着自己的一对大牙,两个大腿往后撑着,全身趴着往前攻,两支小翅膀奓(zha)着,振着,发出响亮的嘟嘟声。因为是两个蛐蛐都在鸣叫,他们互相很快就找准了对方的方位,开始向着敌虫的方向猛冲过去,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就开始了。蛐蛐都是把自己的一对似锯齿般的大尖牙向两边张开,向着对方咬去,像钳子一样。于是两个蛐蛐碰到一起时,是两对大牙的碰咬和双方身躯的拥撞,在撕咬对方的过程中,蛐蛐们那种战斗的姿态是极为感人的。它们在相互的撕咬中是拼命的状态,双方都是勇往直前,忘尽一切地战斗着。我常常想,人类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互相厮杀的状态也不过如此。

 

  罐中的一对蛐蛐在上下翻飞的拼着命,那种对对方的狠和恨无以复加,而且是越斗脾气越大,双方都恨不得把对方一口咬死!有时咬着咬着两只蛐蛐的牙会捌在一起,双方都想把对方捌倒,结果是因为势均力敌而双双翻滚在一起,有时两只蛐蛐都翻倒了,肚子朝天,而牙仍黏在一起撕咬不停。有时因用力过猛,两只蛐蛐甩开了,但都是怒不可遏,振翅嘶鸣着寻找对方,然后又很快缠在一起,继续着残酷的搏命。那真是很残酷,剧烈缠斗着的两只蛐蛐谁也不让谁,完全像是人类战场上搏命的战士。而一旦有一只蛐蛐咬住了对方身体的任何部位,就能把对方的肢体折断。有时斗着斗着,你会看到罐的地面上有一只蛐蛐的前腿掉在那里,甚至有一条大腿掉在地面上,而掉了大腿的那只蛐蛐会更加玩命地攻向对方,因为它更猛烈的拼命,有时也会把对方的一条腿咬断,于是罐里会有两条大腿和多支小腿,肢体散落一地,那种场面是连人都感觉到有些恐怖的!

 

  孩子们小,不懂事,把蛐蛐们弄到一起拼命,所以你会看到大院里有一群群的孩子,围在一罐罐的蛐蛐罐旁边欢呼雀跃!叫好声此伏彼起……极尽快乐之能事!

 

  再好的戏也有收场的时候,两强相斗终有一败。当两只蛐蛐斗了一段时间后,会有一只突然顶不住了,马上掉头就跑,由于罐里就那么点的地方,逃跑的一方也只能沿着罐的圆底转圈,而胜了的那只蛐蛐会毫不放过对方,尾随其后猛追,于是罐内就出现了两个蛐蛐沿着罐底跑圆圈的情况。

 

  蛐蛐既然被圈在罐里,一般也就习惯了这个环境,整日静静地伏在罐里,吃着人们给它放进去的食物,住在里面应该是有不得已的惬意。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等待着它的一场凶杀恶斗就会到来,就像我们前面所叙述和描写的那样。因此可以说,每只蛐蛐的命运都是悲惨的!

 

  而斗败了的蛐蛐的命运会更加悲惨。当它败了以后,被胜了的蛐蛐在罐里穷追猛咬,被追急了的它会突然跳出罐外,这时,包括它的罐主在内的所有的孩子们会对它弃之如敝屣,看都不看它会去向何方,就那样让它自己跑到无影无踪的地方去了,谁让你败了呢?而最动人的地方也恰恰在于蛐蛐的志气,这种小昆虫的天性使然,一旦斗败,会被气死,你就是把它捉回来养着,它也不会再去斗了。如此,谁还会养着一只无用的小蛐蛐呢?因此,一只蛐蛐最好的命运是永远不败,这样,它会被主人养到寿终正寝,深秋以后,所有的蛐蛐会老死的,这种小生灵的寿命也就在两至三个月之间……。可以说,这就是一只雄性蛐蛐的宿命。它们或者在野外活几个月,或者被人捉住养几个月,而每一只斗败的蛐蛐的寿命会更短暂,它们是一批有悲剧色彩的小生灵。

 

  故事还没有讲完,蛐蛐既然是被人驱使着相斗的,是人们为了自己的乐趣而让蛐蛐代理自己与其他人斗的,那么蛐蛐相斗的背后就必然掺和进了许多人的因素。谁的蛐蛐胜了,它的主人就能高兴许多天,而谁的蛐蛐败了,它的主人也会有许多的不快。更何况是小孩子呢?于是在矿山局大院里斗蛐蛐的小男孩们,也把斗蛐蛐的事里加入了些许顽皮甚至是恶作剧。孩子们的顽皮和恶作剧里最精典的要数“大白罐”的故事了。

 

  有一天,院里的小男孩大林(罗铁林)拿来一罐很厉害的蛐蛐,据说这罐绰号“大白罐”的蛐蛐从来没有败过。这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大关注,于是纷纷赶来看“大白罐”,打开罐后,孩子们果然看到了一只身体发白的大个蛐蛐趴在罐里,老百姓说人“身大力不亏”,其实这句话对任何动物都是适用的。这个“大白罐”的身长比一般的蛐蛐长出来大半截,而且身体粗壮,两条大腿壮硕有力,而且头也很大,闪闪发光,两根须像戏台上中国古代大将的野鸡羚一样,长且挺,让人看上去真是八面威风,令人赞不绝口,果然是一只好蛐蛐,叫“大白罐”是附合特征的。而且蛐蛐一旦有了名号,就如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好汉一样,一定会有不凡的战绩。

 

  大林拿来了“大白罐”,这在矿山局大院的小男孩中引起了一场骚动,一方面多数孩子们都认为“大白罐”确实是无敌的,纷纷表示赞许,然而也有不服劲的,于是在对待“大白罐”的态度上,院里的孩子们竟然分成了两派。因为在“大白罐”到来之前,大院里的孩子们经过长期角逐,已经斗出来几罐有些名气的蛐蛐,那几罐蛐蛐也个个战绩不蜚,且也各自有了绰号,比如“大将军”、“铁牙”等。有了“名罐”的小男孩自然对新来的“大白罐”不肯轻易承认,他们认为“大白罐”行不行得跟他们的“名罐”斗几场才能分晓,应该说孩子们的这种态度还是蛮有道理的。从另外的一个层面说,谁不想看最精彩的“名罐”相斗呢?于是,所有孩子们共同盼望的一场蛐蛐大战就开始了。

 

  某一天,矿山局大院里聚了几十个小男孩,他们放弃了所有的玩项,专门拿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来看“大白罐”与“大将军”的世纪之战。这一回大林打破常规,一开战就先让手里的另几个名罐下了“场子”,而别的小男孩则推举出“大五”(王家瑞)的几个名罐应战。说起“大五”这个人,在矿山局大院里也是小有名气的,他的父亲和张治国几个兄弟的父亲都是矿山局的高级干部,当时都在13级以上,父亲们的地位及文化修养,对张家兄弟和大五的弟弟妹妹们影响很大,在他们身上自有一种小小的尊贵意识,而且因为是书香之家,眼界和谈吐也在一般小孩之上。大五聪明,不但象棋下得好,斗蛐蛐也是院里的一个小高手,手里自然也养着几罐好蛐蛐,并且他还不参加院里一般的斗玩,但像遇上大林的“大白罐”这个级别的蛐蛐,他却很乐意参加,说实话,自从看到“大白罐”之后,大五的心里也是有点忐忑,因为斗得多了,他们看蛐蛐都有些经验了,自从看见大白罐后,心里知道遇上劲敌了,这次大五把养着的几罐最能斗的蛐蛐都拿出来了,全力以赴,真要和大林的大白罐一见高低。

 

  终于开打了,大五的两罐种子选手级的蛐蛐都很快被大白罐拿下了,要想最后摊牌,只能让自己的最后两个主力蛐蛐上了,一罐是“大将军”,另一罐是“铁牙”。可是这时偏偏大林让大白罐撤出了战斗,他是怕大白罐连续斗对方的强手体力不支,让大白罐出来歇歇再上。大林把自己次级的蛐蛐下到罐里跟大五的主力蛐蛐斗,结果是双方竟然斗得不可开交不相上下,这可急坏了大五,通过交手,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蛐蛐是斗不过大白罐的,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要知道这场蛐蛐大战是矿山局大院里斗蛐蛐的终级之战,大五或大林谁的蛐蛐输了,两人的面子上会很不好看,甚至会影响自己在大院孩子中的威信……。但这时双方争斗的蛐蛐最终还是分出了高低,是大五的“大将军”险胜了对方。此时,大五刚刚出了口长气,忽然听到大林大声叫道:“调大白罐!”这是大林也急了,他必须让自己的大白罐最后上场,以扭转危局。此时斗场上的空气紧张了,所有的孩子们都知道这场大战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如果大白罐再上来,必定会跟大五的“大将军”有一场最激烈的终极角斗,那场面和最后的结果不但大五和大林难以承受,就是所有围观的孩子们都出现了矛盾的心理:既想看到精彩的决斗,又不愿看到两罐最有名的蛐蛐谁输给对方……,但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众目睽睽之下,大白罐终于又被请了上来。此时大林面有得意之色,因为他已开始认为大五的“大将军”赢不了他的大白罐,马上就要开始的决斗他一定是胜利的一方。大白罐被端了上来,大五的“大将军”早就在罐里等候了……,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当蛐蛐罐被打开时,只见大白罐在罐的地上躺着!前后腿竟直直地伸着,嘴在慢慢地蠕动,好像是在出最后几口气!!这是怎么啦?!大白罐刚才还是生龙活虎的,怎么这时就跟犯了大病一般地躺倒在地上了呢?!大林和所有的孩子一时惊得都蒙了……“这是谁干的”?!……大林吼了起来。是呀!这太出人意料了,然而大林很快就意识到了——他的大白罐是被人暗算了!从逻辑上分析, 怕大白罐赢的应该是大五!此时围观的所有孩子也有些不平,斗不过人家的蛐蛐也不能采取这种手段呀?!显然,是有人用手将大白罐搓伤了!而且搓的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大白罐受了重伤,不能参加战斗了!这样一来,大五的“大将军”就是稳拿冠军了。然而,才没有人肯承认呢!要是谁承认是自己干的,那在当时会引起一场孩子之间混战的,在之后也会长时间地被大家谴责!既然是下的暗手,谁也不会承认的……。重要的是那场终极角逐被黯然收了场,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究竟是谁做的这个恶作剧呢?

 

  这件事后来一想,不过是小孩子之间为玩而搞得一个恶作剧。等事情过去之后不久,连大林本人也不得不接受了……这就是他的哪个小伙伴给他的一个恶搞,出了一次坏水儿……从性质上说也上不了纲上不了线。到了后来,这件事反而演变成了一个笑料:是谁这么坏呢?!几十年后,当老弟兄们又聚在一起时,还断不了提起儿时的这个疑案,但早已没人愤怒了,倒是一提这事就引起一场哄堂大笑……怪不得后来有人说是“坏人变老了”了呢!那么这个“坏孩子”究竟是谁呢?从一开始大家就公认不是大五干的,因为大五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干这样的事。可不是大五干的,那又是谁干的呢?几十年后,这件事听说有了个眉目,原来是跟大五关系好的一个小男孩儿干的。在斗蛐蛐中自然形成的两派中的一个小男孩干的……这件事后来谁也不问究竟了,到了后来连大林也经常笑着说,就是咱们这群老头儿中的人干的!看来,还真不是改革开放后“老人变坏了”,而是儿时那个小坏孩儿“变老了”!而这个坏,如今看来只能挂上个引号,那其实是矿山局大院里孩子们的一个乐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恶搞!

 

5、杂耍余话

 

  大院里孩子们的杂耍多得不可胜数,除了“拍洋片”,“拍三角”,“打尜”,“斗蟋蟀”外,还有如“顶拐拐”,“推铁环”,“砸杏核”,“挑冰棍”,“春节抢炮”,“钻暖气道”,“下河洗澡”,“养热带鱼”等等。而所有上述这些杂耍还只是男孩子们的行为,矿山局大院里还有许多年龄相当的小女孩儿,六、七十年代,她们年龄也在十岁上下,女孩子们的杂耍与男孩大不相同,带有女生的特点,也没有男孩子们的玩法丰富,最主要是没有小男孩们那种调皮和坏。她们的玩法大约有“跳皮筋”,“踢方子”,“翻线”,“抓骨头子儿”等等,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不过前面所写的“拍三角”,“拍洋片”,“打尜”,特别是“斗蟋蟀”,已经较为深入地叙写出了那时大院里孩子们的风貌一角,可窥一豹了。

 

4、特有的文化生活

 

  前面所写几节,大抵是大院里孩子们当时的日常娱乐生活,是孩子们天性中的自然流露,反映着那个时代孩子们的简单纯朴,甚至有点儿野蛮土气的生活。然而矿山局大院里的孩子们毕竟多数是干部子弟,还有少部分是国家高级干部的子弟,文化相对较高。我所写他们的那些玩耍是在许多年之间的事,是对他们“业余”生活的一个集中描写。所谓业余,并不是他们如大人一样的上班打工,“业”在他们那时就是上学,那时的他们,大抵上都是小学或初中的学生,他们的那些玩耍都是在每天下学后和一年的寒、暑两假中。因此,上学是孩子们的主业,而玩耍是他们的副业。尽管孩子们那时的副业十分的丰富。

 

  上学是孩子们的主要文化生活,而业余时间除了杂耍外,孩子们也有许多的文化生活。虽然那时的文化生活没有现在的丰富多彩,没有现在的电视、电脑,众多的媒体图书和手机,甚至连书报也远不如现在多,但孩子们还是有那个时代特点的许多文化活动,比如看小人书,听广播,看电影(上电影院),听大人讲故事,大些的孩子还看长篇小说,读中外历史书,特别是孩子们还能盼到一年中少有的几场露天电影,按邯郸方言说就是“打电影”。

 

  说起“打电影”,那不但是孩子们的大爱,即便是当时的许多成年人,也是一件趋之若鹜的事。打电影就是演电影,邯郸方言是打电影,不知这“打”从何解,我至今也没弄个明白。打电影都是由单位组织的,或是机关,或者厂矿,或是社区,单位有关部门找到电影公司,跟他们联系到本单位演电影。因为那个年代的条件有限,孩子们并不能经常看到电影,如果想看电影需要上电影院买票,而那时的孩子们手里没钱,上电影院看电影只是一种奢望。如果有哪个孩子弄到了几张电影票,而他又能给你一张并约你一块去电影院看电影,那这件事是值得你感激他很长时间的事。因此,如果哪天听到单位要组织职工看一场电影的话,单位里会从大人到小孩儿都激动企盼好多天的。单位一般都没有能打电影的大礼堂,而打电影一般都是安排在春、秋天,于是常常就在单位内部的开阔地上打电影。当孩子们知道哪天打电影的准信儿后,便会在那天的晚饭后早早地搬上几个小凳子,到单位的广场上去占地方,谁都想占据广场上看电影的最佳位置,于是就出现了占地方越早越好的情况。常常是当你搬着凳子到了广场后,却发现好位置早就没有了,那里早就摆上了或高或低的许多凳子,是眼疾手快的大人和孩子们提前一个小时就把地方占了。于是你也只好赶紧寻找虽偏一些但相对还好的位置,并把自己的凳子赶紧放下,占住那块地。如果你连电影屏幕下面的地方一块也没占住的话,有些头脑快些的大人和孩子会立即选择电影屏幕的后面,在后面看“倒过来的电影”(人的动作是相反的,但也能看明白电影的情节),当然这是实在没办法之后的一种选择。

 

  打电影的设备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电影放映机和几盘电影胶带,二是距放映机几十米远的地方,把一块约两丈见方的白色银幕挂起来,银幕方形的四个角都有穿孔,用绳子拴住四个角向四个方向拉开抻展,固定在附近的电线杆或树上,银幕挂好后,电影也就快开演了。当然,打电影要有放映员,一般是两个人,男放映员是多数的,两人中一人是开放映机放电影的,另一个则是负责打下手,包括给放映机接上电源,并在放映电影的中间帮助换电影胶带盘等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演的电影远不如现在多,大都是与革命和政治有关的片子,且大都是黑白片。我记得一般是这些名目的电影:“白毛女”,“地道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小兵张嘎”,“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党的女儿”,“平原游击队”等。有时还放映一些新闻纪录片,后来还有“洪湖赤卫队”,“红珊瑚”,“刘三姐”,“渡江侦察记”,“烈火中永生”,“冰山上的来客”,“ 柳堡的故事”,“英雄虎胆”和“英雄儿女”等等。当然,作为文化革命的文艺成果,京剧样板戏是不可少的,比如八个样板戏中的“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和“龙江颂”等都被反复放映,其实现在看来,被反复放映的样板戏和许多老电影水平都是很高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在今天回看那些老电影时,仍然觉得那里面有许多是精典的。以至于后来在小孩甚至大人中,许多人能把一些老电影的情节、人物对话和台词大段地记住,并在生活中能随口背出来,以增强自己说话的权威性和吸引力。到了后来,一些精典的电影对话甚至变成了一个单位的文艺节目,被拿到群众性的联欢会上演出,而且效果还十分的好。那些老电影对那一代人来说实在是诱惑极大的。在矿山局大院里后来竟有一个小女孩(王秀芬),在向另一个孩子的家长告状时,用电影刘三姐的曲调唱着自己的告状词曰:“你管你的孩子不,他打俺来,你不管!你要是再不管他,他就把俺——打死了!打死了……唉……!”你想想看,这是多么生动活泼的一种生活画面,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别人家门口,把门敲开,用手卡着自己的小腰儿,口中唱着那段被自己改过词的电影唱段,用歌声控诉着别人家的孩子……。

 

  还有像张治国,他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被电影《洪湖赤卫队》所彻底迷倒了。有一回他的三个弟弟推门进家时,看到治国正倒在床上听韩英的唱段“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治国听得紧闭着双眼,陶醉的一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进家了,一时,把几个弟弟笑得直拍手!其实,那段唱腔真是好听的无与伦比,为此,周恩来总理曾经说:“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听到这样美好的革命抒情歌曲……”。

 

  每次打电影都是这样,当看电影的大人小孩把露天场地挤得满满的之后,天也黑了下来,于是放映员开始打开放映机,将一束强烈的白色电光射向几十米开外的银幕,射出去的光逐渐放大,而且是方形的光,正好与银幕一样大小吻合,这时的银幕是白白的,亮亮的,这时放映员就把一大盘胶带立着安到机器上,把胶带的头儿送进放映机的镜头,于是随着机器的转动,放映机镜头射出的白光就变成了电影的影像,一部大家久盼的新电影终于开始演播了。我想如果大人们能对电影的诱惑沉住气的话,孩子们可不行,电影没开演前他们就已极度地兴奋起来,在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中,早就开始听到孩子们的窃窃私语,看到他们之间的挤眉弄眼。他们说话的内容无非是互相的煽情和刺激,准备着享受一场大大的精神盛宴。当影片正式放映出来后,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便再也没人作声了,这时大院里静得很,人们的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银幕上,沉入到了电影的故事情节中,这时你会看到整个大院一片黑暗,唯有放映机的那束强光和银幕是亮的,当然,电影中的情节场面也不总是亮的,当放映出夜景后,整个放映场地会一片黑暗,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这时全场的人只能看到放映员的脸,因为他在机器旁,总有亮光能照在他的脸上。此时,所有看电影的大人和孩子,心里都会自然生出对放映员的短暂崇拜,人们把能看到一部好电影的喜悦和激动之情全部归功于现场的放映员。尤其是当放完一个盘后换新盘时,电影会短暂地断片停播,这时现场所有人的目光会自然地集中到放映员身上,特别是孩子们,会一边盼着快点换盘让电影继续,一边用赞美的眼光看着放映员,从心里充满了对他的崇拜和感激……你看嵲!我这样说绝不过份,从那个年代过来并有过相同经历的人都会有一种认同,因为,毕竟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是贫乏的,而那时的人们精神上又十分地单纯。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相对平稳到一定程度动荡的生活环境中,又是新中国建立刚刚十几年,建国前后抗美援朝和中国内战给人们精神上造成的影响和习惯还有很多,因此,无论大人和小孩,大家特别爱看有激烈冲突内容的电影,尤其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给人造成的文化和精神感染力是立体的和深刻的,在那个年代也是空前的。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时代,电影对孩子们“三观”的影响极大,不像现在的社会,“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来源于强大的多种媒体,特别是手机。那时的成人和孩子们为什么还爱看长篇小说?就是因为日常生活的相对枯燥,人们的精神需求被挤压进了长篇小说,而现今的人看长篇小说的为什么很少了?就是现在人们的精神需求有了更多的宣泄渠道。由此可见当年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对电影的渴求和崇拜是多么地强烈!

 

  当然,那个时代的电影中也有男女之间爱情的反映,但爱情的内容是被压进革命事业中的,是一种革命的爱情。但即便如此,革命爱情对那个时代人的心灵冲击也是极为强烈的,那时,人们的任何生活都服从于革命和政治,包括爱情,但这已经成了人们的习惯,他们并没有谁质疑它的对错,爱情这种电影中的情节一旦出现,即便是当时十几岁的孩子们也认为非常好看,特别爱看。当然,孩子们不会有大人的那种完整的理解和冲动……。比如老电影“柳堡的故事”,“野火春风斗古城”,“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等,这些优秀革命题材的影片中,就有极为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它们不但对当时的成人,也对当时的小孩子们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

 

  观看电影的成人和孩子们是快乐的!不像现在的人,那时的他们相对单纯而真诚热烈,感情很容易专注和投入。人们的情绪会被电影完全主导,当看到战场上的激烈拼杀,当看到英雄人物的壮举和牺牲,当看到当时的军民那种鱼水生死深情,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一次次胜利,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和领袖的伟大,有时也因为看到那时的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爱情,很少有人会无动于衷,极少有人会如现代公知们的挑三说四和麻木冷酷。他们会自然地走进电影情节,更愿意也身处那样的生活中,羡慕那时的生活,追随那时的英雄,仰慕和崇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所有这些都是真切的和极为纯洁的。

 

  大人是纯洁的,而孩子们则更纯洁。当电影看到紧要处,孩子们因为已然进入那些故事里而感同身受,会跟着银幕里的人哭笑,紧张和愤恨,而不能自拔。笔者那时在学校里曾给同班同学讲述杨根思的故事,说到紧要处便哽咽得不能再讲下去,对英雄的敬佩已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打电影”一般一场不超过两个小时,当放完电影后,大院的场地会忽然被放映机上的大灯照亮,这时,你会看到场地上的所有人似乎还没有回过劲来,站起来,脸红红的(紧张)慢慢地开始走开。夜已深了,回家睡觉。在散开而渐渐走远的人群中,你会听到大人们对电影评价的声音,当然常常是好评如潮。而孩子们的声音则永远是欢快的,激动、赞美,甚至开始学着影片中人的说话,开始扮演起其中的角色……。

 

三、不是吃饱撑的

 

  大院里孩子们的事儿太多了,撷取其中的部分片断,试图反映出那个时代孩子们的一些经历和生活,进而反射出那个时代的部分社会实情,以寄托如今的怀旧之情是本文的初心。但这是有难度的,谁对自己的经历没有怀旧之心呢?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反正生活就那样走过来了。但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对那段生活我是这样看的,但就算是同时代的人,甚至同是我那时的小伙伴,他的看法未必与我相同,甚至每个人的记忆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因此,那时的事儿和对那个时代的看法,本文反映的也仅仅是我自己一人之言,我虽也顾及不到许多,但还是敢于文责自负的。比如说,我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院里孩子的许多玩耍和乐趣,说不定现在的有些人,会认为那群干部的孩子是一群纨绔子弟,他们是吃饱了撑的,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再比如有人会认为那是一群富人家的孩子,就如现在的官二代和商二代一样,如果有人这样认为,也是大错而特错了。还有,会不会有人认为那群孩子只会玩儿,将来不会有出息,那更是大错和特错了。

 

  应该说,矿山局大院里的那群孩子基本上是“根红苗正”的一代人。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共和国开国的一代,或者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人,他们的孩子是纯正的“红二代”,而非现在说的官二代。正是由于他们是“红二代”,在他们的身上就体现出了这样的几个特点:首先是他们的物质生活普遍比较匮乏。有些家庭的孩子能够吃饱肚子,而有些家庭则不能,比如张治国家,父母虽是党的高级干部,也有比一般干部高一些的工资,但因为兄弟娣妹较多(6个),又多是民间说的“半桩小子”(吃死老子),加上父母坚持不搞特殊化,导致几个兄弟经常为吃不饱饭而饿肚子。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兄弟们甚至经常在垃圾箱中捡别人扔掉的白菜疙瘩吃。这种饥饿状态在有的兄弟身上延续的更长,比如张家的老三(张国胜),17岁参加工作后,在车间干活时还常常因饥饿而直不起腰,他在工作后的许多年里,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除此之外,家用紧张时,他们甚至去捡过破烂儿,到电厂的垃圾厂去捡过煤核,以拿回家取暖……

 

  再就是由于父母管教严,又听党的话,他们的家庭生活都是十分朴素的,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是大体上能够维持温饱,在穿衣方面与当时普通百姓无二,甚至还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有老照片)。

 

  还有就是大院孩子们的文化层次是比一般百姓家高的。他们的文化知识除了来自于学校,还来自于受到家庭影响的学习风气。比如张治国的兄弟们,还有王宗瑞、王勇兄弟们,另外如罗铁林和任培齐等人,他们的父母都是级别较高的国家干部,父母的文化也都是比较高的。在家风的影响下,孩子们养成了看书阅读的习惯,他们不但读中国古典诗词,读中国历史,甚至还读当时不让看的中国古典小说和外国名著。在读书方面,张治国也是最丰富的,因此他会讲许多古代和当代的故事,还会自编故事,成为大院里最有文化的孩子头。就是说张治国是大院孩子中文武双全的人,因此颇具权威性。那时除了张家兄弟外,王宗瑞和王勇兄弟是能和张治国争论学问的人,我记得有一次,王宗瑞(大五)为了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而与张治国争论的面红耳赤,令在旁的小伙伴们十分地羡慕……那时大院里的孩子们普遍羡慕这样的几种拔尖的孩子,一是能打架,二是有文化有故事,还有点组织能力,三是他们兜里有点钱。其实所谓的有钱充其量也就是有几块钱,可那就已经很不得了,你如果经常围着讨好他,有时也许能吃到他买的一块水果糖,或是能吃到一根冰棍什么的……如果把这三种孩子概括为有文、有武、有钱的话,那几十年后,他们还真的有点不平凡呢!

 

  果然,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甚至今天,大院里的孩子们有一批在社会上还真成名成家了!也有的在经济上成了“百万富翁”,至今过着有房、有车、有资产的日子。比如张治国,后来成了河北大学的著名经济教授,而他的几个弟弟也都是厂长经理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孩子们后来的成名和有钱,跟他们的父母无关……没有任何关系。那完全是靠他们自己从父辈的身上继承的优秀品质和辛苦异常的个人打拼的结果。先不说开国一代老革命的父母自己不搞特殊,更不会有今天的贪腐,他们对自己孩子的要求也是极严的。退一步说,即便是父母们想给孩子搞点特权,他们也没有那个权力。不但没有,在文革中成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和“走资派”的他们,对孩子们今后的生活和发展还起了很大的负作用。比如张家的老三,他参加工作后多年不能入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国民党,父亲的“历史问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得到彻底平反的。

 

  因此,矿山局大院里的那些孩子及他们幼小时的经历,一是绝对真实的,二也是比较励志的,三是他们并没有辜负    父辈的希望,而在之后的社会历史中是有所作为的。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们已然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且大都早已退休在家,过着远此自己父母在世时要好得多的生活。如今,这些老人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后思想的混乱而修正自己的初心,他们中的多数人虽然也时有对时政的批评和看法,但绝没有对国家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怀疑,他们的“三观”是永远和共产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从国家稳定的角度讲,他们这一代人,已经成为国家大船的压仓石和定海针。对此,他们是永远无愧于自己的父辈和永远乐观的。他们也永远是有特点的一代历史人物,是“大院文化”中的一群快乐的老顽童……。

 

撰稿:张国胜

2020年元月31日

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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